2016年3月30日 星期三

James Dawes《惡人: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EVIL MEN )梁永安 譯;pain porn


最近,梁永安先生跟我們介紹James Dawes著的【惡人】(Evil Men),其中似乎談到2戰戰俘等的慘絕狀況,稱為"人權色情"等。
我寫,這是好機會學一下英文porn一字,在下述可看到food porn、pain porn等:
porn / pornography, food porn, pain porn
http://word-watcher.blogspot.tw/2008/10/run-of-mil-pornography-femme-fatale.html
牛津大學出版社的辭典給我們解釋porn 的俗義:

[IN COMBINATION OR WITH MODIFIER] Television programmes, magazine, books, etc. that are regarded as emphasizing the sensuous or sensational aspects of a non-sexual subject and stimulating a compulsive interest in their audience: 在電視節目,雜誌,書籍等,就"非性"之主題,強調其感性和煽情方面,來刺激他們的觀眾的必看之注意力。
所以porn 的意思,有大肆誇張炒作、煽情等來吸睛。




梁永安 To HC
《惡人: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



作者道斯是美國一家小型大學的文學及文化研究教授。若干年前,他應某個人權團體的邀請,到日本訪問一批二戰老兵,聽他們談自己在中國幹下的凶殘暴行。這是本書的「緣起」。(該批老兵戰後先是關在蘇聯西伯利亞戰俘營,幾年後被移送至撫順監獄,在獄中接受中共的思想教育,最後全部獲釋。他們對中國心存感念,回國後致力於打破日本對戰爭罪行的沈默,以此獲得人生意義和人生目的,也因此受到孤立排擠)。

《惡人》收錄了部分訪談內容,但作者把它們切割成一小段一小段,以此為引子討論各種與人類殘暴相關的問題,從哲學、文學、社會學和心理學各種角度作出探索。用作者在前言一開始的話說:「本書要談的是凶殘:它長什麼樣子,它感覺起來什麼樣子,它緣何產生,有什麼方法或許可以防治。」更具體的論題包括(這裡只是略舉二三)戰爭和國家機器是如何使普通士兵變成冷血麻木的劊子手(中譯本副標題「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便是指此)?「旁觀者」何以會袖手旁觀?原諒那些犯下滔天大罪而能認錯的戰犯是可能或應該的嗎?試圖「理解」劊子手會不會就是一種對他們的除罪化?劊子手(如那些日本老兵)的自白是可信的嗎,或者說這類「自白」某個意義下是別有動機?

作者在書寫中也反省了伊拉克戰爭,指出美國已經因為神經兮兮而成了一個「隨時就好防禦性射擊姿勢」的國家(典出美軍在越南美萊村射殺老弱婦孺時先蹲下採取防禦性射擊姿勢,以此說服自己對方是有武裝的敵人)。伊拉克戰爭也對美國學界產生了巨大衝擊:「在目前這個後引渡(post-rendition)和後先制(post-preemption)的時代,美國人文學各領域的學者開始問一個問題(其熾烈程度是越戰之後前所未有):『我正在做的學問意義何在?我正在創造或傳播的知識跟現實世界中正在發生的事關係為何?』很多學者開始相信,在這個特定歷史時刻,他們必須面對的最迫切問題包括美國與當代人權運動的關係。」

從以上已可看出,本書的論題複雜眾多,但作者自言,《惡人》的「核心問題」與上述者在性質上迥然不同:「但若說本書有一個核心問題,其性質乃非常不同。那就是:我給各位說書中故事的用意何在?各位聽它們的用意何在?這至今仍是困擾我最甚的問題。」簡言之,這就是「人權書寫的吊詭」的問題:「人權書寫」的目的一方面是教育讀者同情心,但另一方面又極可能會流為一種「人權色情」(human rights pornography,一種從看八卦獲得的快感),以及讓讀者在付出同情心之後滿足於這種付出,不思進一步的行動:「也許,對著小說好好哭過一場以後,我們的感情便會燃燒殆盡,可以不用在真實世界付出同情。也許,這樣流過淚之後,我們便會覺得我們的付出盡已足夠,覺得我們的慈悲自我形象已獲得充分印證,無須做更多以達到人格均衡。」作者與此相關的另一個擔憂是:「我從展開這專案的一開始便受到這一類的憂慮縈繞。我聽見一些聲音在我腦袋裡悄悄說話:這些人(指日本老兵)在戰爭期間擁有神般的力量。他們單憑說一句話便可以予生或予死,而他們的受害者賤箭如草芥。現在,事隔多年以後,你卻把同樣大的權力重新賦予他們。有好長一段時間,這些聲音老是在我腦子裡嗡嗡響,讓我什麼都寫不出來。」

作者為解決這些問題絞盡腦汁,事隔多年後才想出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法:用「錯置」(juxtaposition)的書寫方式把「痛」傳遞開去:「我想盡所能讓讀者感到不安全,讓讀者感到痛。」




立緒文化  2015
設法理解創傷性事件,非常類似於設法理解創傷性事件中的加害者,換言之,你得把他們理解為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什麼神祕難解的妖魔。但這又會牽扯出一個相似的弔詭(姑稱之為「邪惡的弔詭」):把加害者看作我們可理解的人固然是道德失職,但拒絕這樣做同樣是道德失職。也就是說,我們既必須妖魔化他們,又必不可妖魔化他們。我們之所以必不可妖魔化他們,是因為那樣做本身就是一種有妖魔色彩的立場,意即拒絕承認他人的充分人性。
這不只是一種修辭學的憂慮。當道德義憤激烈得讓我們否定別人有精神性可言,它就會變得難以區分於恨—一如呼求正義的有時會難以區分於呼求報復。這不只會帶來危險的政治後果,還會產生嚴重的內在後果。因為當我們妖魔化他人之時,我們不只界定了他人是誰,還界定了我們自己是誰。
……另一方面,倘若我們不維持「他者化邪惡」(the otherness of evil)的意識,又會失去做出關鍵哲學區分的能力。我們會感覺某些行為抗拒理解和牴觸人性並不僅僅是感覺,而且還是一種範疇性區分的指標。如果不能把那些震撼我們良知的行為歸為一類,我們的道德語言將會變得非常貧乏。我們有需要把這些行為歸為另一類,既是為了尊重我們情感所包含的真理價值,也是為了尊重倖存者與死者。
尤有甚者,當我們失去「他者化邪惡」意識,我們也會失去我們的恨,而這真正是一種損失。
——《惡人: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EVIL MEN,p.48-50
詹姆士.道斯 James Dawes 著;梁永安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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