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寶：當人類學家走進歷史——讀蕭鳳霞：《踏跡尋中：四十年華南田野之旅》讀 Helen F. Siu,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

程美寶：當人類學家走進歷史——讀蕭鳳霞：《踏跡尋中：四十年華南田野之旅》

2017/01/14 來源：口述歷史


——讀 Helen F. Siu,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

※文章發表於《二十一世紀》，2016年12月號，總第一五八期，原題目為「當人類學家走進歷史——讀 Helen F. Siu,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因標題字數限制故改動。

※感謝劉志偉老師發來文章電子版。

人類學家蕭鳳霞與歷史學共舞多年，在華南走過了四十載田野之路。她最新出版的文集用 TracingChina 為書名，與其說是「追蹤」或「追溯」中國，不如說更像踏雪尋梅，細覓中國或隱或現的蹤跡與軌跡。

當人類學家遇上歷史學，她會變成怎樣的人類學家？那要看產生何種的感情，是真愛還是假愛，是愛上與人類學心心相印的新史學，還是貌合神離的舊史學；是愛上是事實也是神話的「歷史」，還是被政治家認定為信史的「歷史」。若是真的愛上了史學，則人類學家走近歷史學，與歷史的對話，當如電影《貝隆夫人》（Evita, 1996）中貝隆夫人與那位一直在冷眼旁觀的男士共舞一樣，他總是在觀看著她，也反照著她，讓她從他身上或多或少地看到自己；而從她把手遞給他蹬腳起舞的一刻開始，便很清楚他一直在觀照著她，也觀照著別人。她因此沒有被披著「歷史事實」的外衣的歷史神話領得暈頭轉向，而儘可能看清締造神話的過程，踏著她自己的舞步，與這位歷史先生共舞，共同掰開層層的過去，重構一個可理解的當下。

Helen F. Siu, 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從《踏跡尋中：四十年華南田野之旅》（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引用只注章節或頁碼）可見，蕭鳳霞大抵就是這樣的一個「歷史人類學家」（頁358）。她與歷史學共舞多年，在華南走過了四十載田野之路。她沒有用濃墨重彩潑染出一個龐然的中國，而是用一根2B鉛筆，在一張薄薄的描摹紙上，輕輕地、層層地擦塗，讓中國從紙背或深或淺地逐漸浮現。如果我的理解不差，她最新出版的文集用Tracing China為書名，與其說是「追蹤」或「追溯」中國，不如說更像踏雪尋梅，細覓中國或隱或現的蹤跡與軌跡，中文書名也大抵因此譯為「踏跡尋中」，取其輕描淡寫，步履輕盈之語感。

至於書的副題——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在人類學的概念與詞彙已經過許多反省與更替的今天，當我們看到「ethnographic」（「民族志」）一詞的時候，應該明白到其涵義的複雜性。事實上，一部「民族志」，已經不是「一部」民族志，也不是對一個被劃定為某一個「共同體」或「社區」的群體所做的「全方位」描寫。研究者不再自以為可以像上帝般鳥瞰眾生，而是非常清楚身處田野中的自己也是需要不時作出檢討的。他們的學術訓練，讓他們用撰寫民族志的方法，不斷地為別人、也為自己撰寫民族志，甚至為這些民族志再寫一部民族志。換句話說，研究對象、研究者自己及其言說與書寫，統統都可用「民族志」的方式予以批判和檢視。四十年的田野經驗，廿多年的出版成果，足以串成一條時間長鏈，讓一個學者有距離地觀照自己。我們作為讀者，因此也得戴著一副漸進眼鏡來閱讀這部文集，儘管不易對焦，但應該會比較容易看清不同階段作品的貌相。

蕭鳳霞多年來持續運用的最為核心的基礎概念，在本文集的不同部分都有所討論和發揮。第一組包括「人的能動性」、「結構過程」和「過程」這三個概念；另一組是中國社會的「國家內卷化」、「細胞化」，以及這些過程中各種能動者所起的「共謀」作用。

一、兩組核心概念

如上所說，人類學家自有其舞步，即使她與歷史學共舞，也總是遵循人類學的步法，著意對社會科學的核心概念反覆思量，批判應用，逐步形成自己的分析框架，由是站穩腳步，舉重若輕。蕭鳳霞多年來持續運用的幾個最為核心的基礎概念，在本文集的不同部分（尤其是第三部分的導言）都有所討論和發揮。為明晰起見，我們或可將之分為兩組概念去理解。

正如通過理解「過程」把「結構化」和「人的能動性」兩者的張力松解得更為動態一樣，用上「共謀」的視角，也有助於把「國家內卷化」和「細胞化」這兩個概念達致辯證統一。「細胞化」是蕭鳳霞建基於四十年實證研究對中國農村社會作出的判語。

第一組屬較為抽象和具有普遍意義的層面，包括「人的能動性」（human agency）、「結構過程」（structuring）和從語義上看來無甚特別的「過程」（process）這三個概念。「人的能動性」這個概念，早在她1989年出版的專著《華南的能動者與犧牲品：中國農村革命的共謀》（Agents and Victims in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中，便有非常透徹的發揮。這部以她二十世紀70、80年代在廣東新會開展的田野調查為基礎的專著，以「能動者與犧牲品」為書名，開宗明義地點出了「人的能動性」的悖論性——人在發揮主觀能動性的過程中，會逐步產生「結構化」的後果（結構），而「結構（化）」在人們運用主觀能動性時，又會對他們的行為和思想發生作用和限制。強調「過程」的重要性，有助於我們把「結構化」與「人的能動性」兩者的張力鬆綁，理解結構與「結構過程」間的動態關係。

讀到這裡，我們自然會想到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名言：「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1如果蕭鳳霞的討論僅僅停留在這裡，我們會以為她不過是重複著十九世紀古典社會學大師的論述。然而，她的研究並沒有只是停留於人在既定社會條件下的能動性，而是更著重於能動者對自己所處的結構的創造——既在能動者的行為與變動中的結構的互動過程中把握和認識社會結構，又從這個「結構過程」了解作為能動者自身的歷史活動和歷史命運，探求社會結構性變遷（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的軌跡。從這種以「結構過程」、「人的能動性」和「過程」鼎足而立的理論框架出發，蕭鳳霞基於自己在中國鄉村的田野研究形成的認識，從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中引出了另一組相當重要的概念——中國社會的「國家內卷化」 （state involution）、「細胞化」（cellularisation），以及這些過程中各種能動者所起的「共謀」（complicity）作用。

1970年代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已在結構上成為一個儼如細胞的單元。這個「結構」，是「革命」的過程。這場革命只有在村民和幹部深度參與和合作（共謀）的情況下才可能成功。

「內卷化」是人類學家格爾茨（Clifford J. Geertz）在1960年代用於研究印尼爪哇勞動密集型水稻耕作農業模式的一個概念。所謂「內卷」，是指某種經濟、社會或文化模式持續發展一段時間並達致某種決定性的狀態時，無法自身轉型到一種新的模式，推動進一步的發展。杜贊奇在1980年代採用了這個概念，分析民國時期國家締造的過程，指出民國政府在地方社會擴張到一定階段時無法前進，不得不依賴一些非形式的結構（informal structures）作為國家代理，其後這些結構變得尾大不掉，逐漸取代了傳統的地方治理機制。2

蕭鳳霞的研究，尤其是有關民國時期華南農村社會「大天二」的分析，呼應的也是二十世紀許多現代國家締造過程中出現「內卷」現象的討論。不過，她似乎要進一步將「內卷化」再往「內」推進，借鑑唐尼索恩（Audrey Donnithorne）用「細胞型經濟」（cellular economy）來形容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地方和國營企業發展趨向的分析3，採用了更接近生物學意義的「細胞化」這個概念，把「國家內卷」的意象由外在的社會推衍到個人的身心。

在這裡，正如上述通過理解「過程」把「結構化」和「人的能動性」兩者的張力松解得更為動態一樣，用上「共謀」的視角，也有助於我們把「國家內卷化」和「細胞化」這兩個看來一外一內的概念，達致辯證統一。換句話說，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由外而內徹徹底底的「內卷」，是因為這並非單方面來自外在的國家機器強壓的結果，而是每個個人都共同參與，最終被國家的語言內化身心，讓自己也「成為國家」的共謀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權力的運作也從外而內，由硬而軟，個人被權力操控，也共同行使著權力。

我認為，中國農村的「細胞化」是《華南的能動者與犧牲品》一書最重要的結論，但這個結論一直沒有得到學界足夠的關注。正如蕭鳳霞在文集第三部分的導言所說，在該書中，她敘述了中華帝國晚期的華南鄉村社會如何發展出充滿活力的商品交易市場、根植地方的宗族組織、豐富多姿的宗教儀式與習俗，以及超越本地的身份認同。然而，時至二十世紀70年代，當她踏進這些鄉村時，看到的卻是二十多年社會主義革命的後果——市場被遏制、社會組織被剷平、宗教儀式和民間習俗被取締，更重要的是，鄉村社會跟外界有機的聯繫和互動很大程度上被切斷。此時，華南的鄉村變成「內向的『農村』細胞」（inward-looking 「rural」 cells），自我收縮成一個最基本的單元，既與外界絕緣，也不能離開「國家」這個身體而獨立存在。

如果我們用「結構過程」這個概念去思考這個結果，則可以1970年代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已在結構上成為一個儼如細胞的單元。這個「結構」，是「革命」的過程。本來，革命的終極，是砸碎舊世界，是「人的能動性」發揮得最淋漓盡致的表現，然而，「能動者與犧牲品」、「共謀」這幾個概念又提醒了我們，這場革命只有在村民和幹部深度參與和合作（共謀）的情況下才可能成功。鄉民不錯是受害人，但也是行動者，而最深刻的受害，莫過於每個人的身份和前途皆由階級和革命的語言所定義，且逐漸無法用另一套語言取代。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所強調的，在這個過程中僵化的不只是外在的社會結構，還有人們的語言和思維結構。

儘管在寫作《華南的能動者與犧牲品》一書時，蕭鳳霞還沒有很明確地提出「歷史人類學」的方法和概念，但通過實地考察和文獻閱讀，她對共和國成立前的華南鄉村的認識，有別於許多社會科學家把中國農村想像為「停滯、封閉和孤立」狀態的前設。

這個「結構過程」，早在1949年前便逐步發生。蕭鳳霞有關新會天馬鄉、中山小欖鎮和番禺沙灣鎮的研究更表明，社會主義革命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早在二十世紀40年代已見端倪。二十世紀上半葉，鄉村城鎮軍閥橫行，緊隨著的是國民政府企圖通過社會和政治運動達致各種「現代化」的目標。抗戰期間，多處地方淪陷，貿易往來以及跟外部社會的聯繫中斷。未幾內戰爆發，時至1949年，華南不少鄉村為「大天二」把持，粗暴的「槍桿子裡出政權」的原則，取代了原來以宗族語言表達的權力秩序。緊接著的社會主義革命，更使得原來層次繁多的社會與人際網絡難以恢復（第13章、頁69、119）。

「細胞化」可說是蕭鳳霞建基於自己四十年實證研究對中國農村社會作出的判語。這個在歷史中發生的「結構過程」的結果，是改變「過程」的方向，成為看起來相對僵化的結構。那麼，這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結構？研究者需要提出一個哪怕是臨時性的答案，以突出足以達致結構性變遷的歷史轉折點。在這裡，歷史的觀照給了蕭鳳霞有別於許多社會科學家的眼光。

儘管在寫作《華南的能動者與犧牲品》一書時，蕭鳳霞和她一起從事華南研究的同仁還沒有很明確地提出「歷史人類學」的方法和概念，但通過實地考察和文獻閱讀，她對共和國成立前的華南鄉村的認識，有別於許多社會科學家把中國農村想像為「停滯、封閉和孤立」狀態的前設。也因為如此，當她看到改革開放後許多所謂「傳統」的「復興」，如中山小欖的菊花會、潮連洪聖誕的游神，甚至是村裡年青人籌辦的奢侈婚禮和葬禮時（第6、7、8章），她知道這些已經不可能是簡單的「復興」，而是人們用新獲取的財富，將傳統重新組合，或用來處理家庭內部的代際關係，或用來配合地方政府的口號政策，是應對社會主義國家所遺留的過去和所定義的當下的「循環再造」（recycling）。向著「細胞化」結構轉變的華南鄉村社會，儘管跟港澳和海外仍然維持一定的關係而不至於與外部世界完全斷裂，但其自身的社會組織能力，與過去已不可同日而語。

1980年代，曾有社會科學家認為共產主義沒有改變傳統中國，傳統的力量依然十分強大。蕭鳳霞明確地回應，共產主義革命深刻地改變了中國鄉村社會，集體化時代留下的影響，已深深地鑲嵌在人們的生活和思維中。改革開放因此不應被理解為「告別革命」，從此掀開新的一頁。身處當下的田野中，處處可以看到過去的魅影。毛澤東時代埋下的地方權力結構，已經內化於人們的身心，人們無意識地再生產他們曾幾何時極力躲避的權力結構。這個歷史包袱（或歷史遺產？）應該是分析後毛時代的前提（第4章、頁68-69）。

蕭鳳霞處處指出黨國—社會關係的悖論性：我們不能簡單地說黨國必然是與社會利益對立的外在力量，同樣地，我們也很難再把地方社會視為「文化傳統」的倉儲，以為這些「傳統」只是一時被壓抑，早晚會「回來」。事實上，在很多情況下，國家與社會已相互糾結得難捨難分。蕭鳳霞這樣的一種研究取向，不只應用在像中國這樣的一黨獨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更與1980年代中期歐美政治學「把國家拉回視野」（to bring the state back in）的呼籲互相呼應。時至今日，即便在比較民主開放的國度，國家——不論是作為組織性的結構，還是一個自主的行動者——已深深地滲透到社會之中。因此，公共和私人領域、國家與社會、形式化和非形式的權力與威權，都不應看成是對立的二元。行動者作為一個獨立個體，也許在政治和經濟的競技場上會理性算計，但歷史與文化賦予他們的包袱或遺產，又使得他們宿命地循著某些軌跡行走。

蕭鳳霞對上述兩組核心概念的推進，與她受益於二十世紀70年代以降歐洲史學特別是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法國年鑑學派與新文化史的發展大有關係。其中，艾布拉姆斯（Philip Abrams）關於歷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的經典討論，提倡用「結構過程」取代過往把「結構」與「過程」分離的視角至為關鍵。4種種新史學的趨勢，一方面注重把握長時段和整體史，另一方面提倡對歷史中個人行為的涵義予以同情之理解，有助我們把無窮的過去與瞬間消逝的當下以及立馬蒞臨的將來動態地聯繫起來。

人類學家在當代中國城市的「田野」中行走。（圖片由嚴麗君拍攝及提供）

換言之，「歷史」不是「擺在那裡」的「背景」或聊作點綴的文獻，而是現實中一個不斷造就現實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們不但創造了歷史，也創造了歷史敘述，這些歷史敘述又影響了歷史。可悲的是，有些歷史學者老是把歷史敘述當成所謂客觀的甚至唯一的歷史「事實」，而忽略了「歷史」蘊含的多重概念性和事實性。把「歷史」視為「結構過程」的這種認識，是蕭鳳霞和她扛起「歷史人類學」大旗的研究夥伴的共同出發點——不管他們考察明清還是現當代歷史，立足華南還是華北。

二、非城非鄉非鎮

蕭鳳霞的田野考察一再呈現出改革開放後人們如何利用他們可能曾經極力抗拒的標籤和身份，在新時代賺取新的資源。在這個博弈過程中，「農民」身份在某些地方變成值錢的籌碼，「城鎮」卻被夾在城鄉中間難以動彈。

蕭鳳霞往後的許多田野考察，一再呈現出改革開放後人們如何利用他們可能曾經極力抗拒的標籤和身份，在新時代賺取新的資源。在這個博弈過程中，「農民」身份在某些地方變成值錢的籌碼，「城鎮」卻被夾在城鄉中間難以動彈。早在1980年代，蕭鳳霞便曾把注意力放在現已被人淡忘的「城鎮」之上（第5章）。在後社會主義時代，受制於「鎮」這個行政層級和集體經濟，規模有限的「城鎮企業」夾在農村公社、國營企業以及後來冒起的市級政治經濟體之間。在稅務負擔方面，城鎮企業未能如農村企業般享有形式化或非形式的優惠；在國家財政方面，鎮政府所能分到的份額只是杯水車薪。在鎮一級的幹部和企業看來，「鎮」已變得非驢非馬——既非農村也非城市，既非集體也非國營，還要背負「趕不上現代化步伐」的罪名。他們所期待的出路，是享有與農村集體一樣的財稅優惠，要不就是在行政級別上升格為市。

然而，蕭鳳霞研究的個案卻顯示，在由省而市層層下達的決策過程中，城鎮企業被迫與鄰近的農村集體合併，而新的城鎮中心更被迫遷往偏遠窮困的郊區。相形之下，「農民」看起來是暫時的贏家。在文革時，他們不用像城鎮知識分子般要「下鄉」；在城市實行一胎化政策初期，他們可以多生一個孩子；在1990年代以降房地產高速發展的過程中，擁有集體土地產權的一些鄉村，經討價還價，得以分享出租或置換土地的利益。但由「耕田」變為「耕屋」並不意味「農民」必然能夠達致社會身份的轉換，新世紀之交廣州珠江新城某村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另一方面，對於從鄉村移徙至城市打工的人來說，農村戶口是他們無法達致真正的社會流動的枷鎖，且要背上一個充滿悖論和歧視的標籤——「農民工」。

蕭鳳霞研究的個案顯示，在由省而市層層下達的決策過程中，城鎮企業被迫與鄰近的農村集體合併，而新的城鎮中心更被迫遷往偏遠窮困的郊區。 相形之下，「農民」看起來是暫時的贏家。但由「耕田」變為「耕屋」並不意味「農民」必然能夠達致社會身份的轉換。

熟悉當代中國的人都知道，下級的政府和幹部總是以為許多問題只要通過行政體制的提升——也就是權力和資源的擴張，就可以得到解決。所以，從「農村」變成「街道」，從「區」升格為「市」，好像總是值得額手稱慶的。蕭鳳霞指出，過往人們似乎並不需要通過行政級別的升格來抬高身價，卻仍能自信滿滿。華南地區原來在明清時期發展出來的許多大鎮，與城市固然聯繫緊密，與鄉村也儼如一體。這些地方的人，善於運用各種工具性和象徵性的手段，把自己跟不論是想像的還是真實的國家建構的過程聯繫起來。因此，明清以來的華南區域系統，不純粹是一個經濟單元，還是一個滲入了各種政治和社會的偶然因素的有意識的文化歷史建構。

過去，這些地方樂於自稱為「鄉」，卻並非一般學者所認為的是「封閉落後的農業社會」，而是通過市場網絡成為區域經濟的一個有機部分，在政治和社會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在文化上有多重參照點，顯得自信十足。如南海佛山是明清經濟大鎮，卻樂得號稱「忠義鄉」；番禺沙灣雖有鎮的規模，但仍然維持一個「鄉」的社會和心理結構；再如蕭鳳霞蹲點多年的新會潮連，其1946年出版的鄉志一開始說「潮連一鄉」是「東西相距六里余，南北相距五里余」的蕞爾荒島，未幾筆鋒一轉，就說「地球言文化，必以河流，粵省言文化，當以海坦」，一下子便把潮連這片四面環海連接西江的海坦，與「地球」、「文化」聯繫起來。值得注意的是，鄉志編纂盧子駿「居鄉之時少，而作客之時多」，他寫這篇序言時也並非身在潮連，而是識於「香港加冕台三號」5。

時至1960年代，在華南許多地方，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將城、鎮、鄉徹底分離，而鄉的悲哀之處就在於，當一個外加的標籤被人們唸了無數遍——「我是農民，我是農民，我是農民」——這個標籤便會成為咒語，成為「事實」。蕭鳳霞1970年代進入華南鄉村從事田野工作時，經常碰到村民的反應是：「我們是農民而已，你為甚麼對我們感興趣呢？」這樣一種反覆的言說，對當時的蕭鳳霞儼如當頭棒喝，讓她意識到站在她面前的，已經不是曾幾何時的「村民」，而是經過革命洗禮的「農民」了。

至於處於夾縫中的鎮，則既無鄉的集體土地資源，也缺乏過去由鄉而鎮的文化自信。如今許多鎮級的幹部，尤其是那些與本地社會無甚關係的年輕公務員，只會從「國家」的視角出發（猶如斯科特 [James C. Scott] 所說的「seeing like a state」），用「鎮級」的思維去定義其管理的地方文化，漠視過去有機的城鄉關係以及跨地域性聯繫。近年，我與番禺某鎮合作整理一批與廣東音樂有關的文獻和文物時，就深感「細胞化」的思維已徹底滲透這些地方幹部的血液。無論這批文獻和文物如何顯示廣東音樂及其相關人物的跨地域性，這些幹部卻只是滿足於將之視為「本地」的文化遺產。目下中國許多關於地方文化的定義，皆按行政層級來劃分，這種狹隘的思維，正是「細胞化」造成的由外而內的深遠後果。

蕭鳳霞經常說，她在中國沒有看到革命成功，但革命的夢魘卻總在徘徊；進入鄉村，她看不到鄉村，何況如今不少鄉村的面貌也已半推半就地被城市化了；去到城市，她看不到城市，經過革命的洗禮，不少城市的內核已不知不覺地被無產階級化。

蕭鳳霞經常說，她在中國沒有看到革命成功，但革命的夢魘卻總在徘徊；進入鄉村，她看不到鄉村，何況如今不少鄉村的面貌也已半推半就地被城市化了；去到城市，她看不到城市，經過革命的洗禮，不少城市的內核已不知不覺地被無產階級化了。蕭鳳霞近年研究的廣州珠江新城某村，便鮮活地展現了這種非驢非馬的景象。該村村民用他們的集體土地產權，與發展商討價還價多年，換取到每戶數間高樓大廈商品房和其他利益，得以「留」在自己所屬的土地上。村裡原來的祠堂被拆遷到商品房小區的一塊空地上重建，不同姓氏的祠堂肩並肩、背對背地立在一起，原來的廟宇被移到小區某個角落重建，也是一字排開；更有趣的是廟旁立了一尊巨型的射手銅像，遙遙對著那道造型如鯊魚張嘴的現代大橋，據說是用來抵擋煞氣的。

看到這番似乎有點荒謬的景象，我們便會明白為甚麼蕭鳳霞會把第16章有關城中村（或村中城？）的文章題為〈顛沛不流離：後改革時期華南非公民的城市空間〉（「Grounding Displacement:Uncivil Urban Spaces in Post-ReformSouth China」）。被城市圍困的村民，在既非鄉村也非城市的奇異空間裡，在後社會主義時代繼續保有集體權利，成了後毛時代的毛式地主（Maoist landlords）。他們不錯是「換取」（「displacement」第一含義）到「接地」（「grounding」第一含義）的好處，但這種「錯位」（「displace-ment」另一含義），卻無異於「大船擱淺」（「grounding」另一含義），教他們難以自拔，連村民自己也感嘆說：「我們現在是有錢卻沒前途。」（頁xi）不論是村民還是外來工，他們生活在珠江新城這個廣州在1990年代規劃的中央商業區（CBD）範圍內，都顯得「格格不入」（out of place）。他們既非廣州「市民」，也很難說是立足在「公民」空間上。如果他們有甚麼抵抗意識，大抵也只能靠那尊儼如大風車下的唐吉訶德的射手銅像含蓄表達。這種「格格不入」的景象，在蕭鳳霞最近與濮德培（Peter C. Perdue）、泰利可佐（Eric Tagliacozzo）合編的「翻展亞洲」（Asia Inside Out）系列的討論和附照中，也隨處可見。

「翻展亞洲」這個主題正正提醒我們，只要我們願意挖出一條歷史的隧道，將僵化的地區研究的時空予以重新校正，把亞洲由里而外地翻展開來，則許多看來「甚麼都不是」的荒謬景象，就會變得可以理解。

蕭鳳霞闡述了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在既為國家追尋現代化、也在自我救贖的過程中，摒棄了鄉土，製造了農民，構築了新中國，也成就了一個自以為是的新的自己。知識分子好像他們筆下的農民一樣，既是能動者，也是犧牲品。

三、敘述與言說

既悖論又悲劇的是，上述那種捆綁於本地的「細胞化」思維，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摒棄鄉土的結果。蕭鳳霞編著有兩部「文學性」著作——《毛的收成：中國新世代的聲音》（Mao』s Harvest: Voices from China』s New Generation, 1983）和《犁溝：農民、知識分子與國家：現代中國的故事與歷史》（Furrows:Peasant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Stories and Histories from Modern China, 1990），表達的正是這個命題。本文集收入了後者的導言（第12章），闡述了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如何在既為國家追尋現代化、也在自我救贖的過程中，摒棄了鄉土，製造了農民，構築了新中國，也成就了一個自以為是的新的自己。知識分子好像他們筆下的農民一樣，既是能動者，也是犧牲品，他們共同在一個他們稱為「革命」的社會政治變遷過程中，有意無意地共謀，創造了新世界。

也許讓讀者難以理解的是，與這篇導言一起放在文集第五部分「字裡行間的歷史」 （History between the Lines）的，是在內容上看來風馬牛不相及的〈婦女何在？抗婚和華南地域文化的再思考〉（「Where Were the Women? Rethinking Marriage Resistance and Regional Culture in South China」）一文（第11章）。我的理解是，蕭鳳霞嘗試用文學的文本批判方法，來閱讀史料中字裡行間的意涵。她在該文指出，華南地區婦女「自梳」不嫁與嫁後「不落家」的習俗，可能是廣大西南、華南與東南地區更早的土著習俗的殘存，到了明清時期，這些習俗卻成為地方士紳載於方誌的佳話，是表達自身文化正統性和排斥他者的手段。這種刊載於方誌的故事，與許多族譜謂某姓「本屬中原貴胄，為避亂而南遷」的故事同出一轍，都是用來標榜正統、合理化入住權的敘述。蕭鳳霞從方誌敘述的字裡行間，讀出了弦外之音。

同樣充滿悖論的是，在這些敘述中，在地的「入住權」是通過「遷移史」來合理化的，「土著」得變成「移民」，才能成為蓋上「正統性」印記的新土著，而舊移民則不斷通過強化其「中原正統」的來歷，排拒其他土著和新移民，但這並不是說被認為屬「邊緣」的社群，就必然會自認「邊緣」和無法達致社會流動。正如華德英（Barbara Ward）以建立其「意識模型」的香港船民研究所揭示一樣，被認為位處邊緣的船民（「疍民」或「疍家」），從其自我意識出發，在文化上並不認為自己屬「邊緣」，而認為自己所實踐的是正統的中國禮儀。蕭鳳霞在〈婦女何在？〉一文中，也提到一些原來在沙田區被標籤為「疍家」的社群，有部分在二十世紀30、40年代成為地方上新興的權勢後，亦採用大族「不落家」的婚俗，以標榜其正統性，儘管當時這種婚俗已被城市知識分子視為「封建落後」。

「本地」、「疍家」（在另一些情境中表述為「本地」、「客家」）等標籤，就是在這個爭奪入住權的博弈中衍生出來的族群分類。發表於1990年的〈婦女何在？〉一文，為蕭鳳霞十多年後與劉志偉合寫的〈宗族、市場、盜寇與疍民：明以後珠江三角洲的族群與社會〉（「Lineage, Market, Pirate, and Dan:Ethnicit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of South China」）一文（第9章）埋下了伏筆。該文指出，原來位處邊緣的人群，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並非完全無法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一旦達致了這種流動，取得入住權的人便會利用各種體現在文字和言說的文化手段，再生產僵化的族群分類和標籤，用以區分我群／他群。她和劉志偉在田野里經常聽到的有關疍民的描述是「水流柴，無祠堂」（頁135、156）。這種言說和分類，直到今天仍不絕於耳。今年9月，我乘坐番禺一位朋友的座駕，造訪位於廣州南面的南沙區萬頃沙鎮某個社區委員會的綜合文化室。一路上，我一面看著車外的風景，一面打開手機上的地圖定位，比劃明清時期逐步形成的萬頃沙的地形。當車子駛進鎮里窄窄的街巷時，出現在我眼前的，是一間又一間小小的住房，整齊劃一地排列在平坦的土地上，這明顯是原來只能在海坦邊搭建草寮居住的疍民在1950年代後被容許「上岸」建房的結果。目睹此情此景，我忍不住小心翼翼地問朋友，這裡的人是水上人嗎？他不經意地回答：「是呀，水流柴，無祠堂。」

聽到這六個字，當時腦海馬上閃現的，就是蕭、劉這篇文章。這篇文章是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合作的成果。他們共同討論了明清時期的戶籍制度、動亂期間地方勢力的興衰、水陸交通帶來的商業契機；他們從族譜書寫中讀出許多弦外之音，觀察了神誕節日活動中的組織與權力結構。「水流柴，無祠堂」，這聽起來無足輕重的六個字的意涵，如果沒有層層的文獻和田野功夫，是難以體會的。族群分類的語言在一個「結構過程」中逐漸形成，這套語言和標籤又高度內化，決定了人們對歷史、對現實和對自己的認識。

四、香港，香港！

蕭鳳霞與劉志偉合寫的〈宗族、市場、盜寇與疍民〉一文是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合作的成果。 有關疍民的描述——「水流柴，無祠堂」，這聽起來無足輕重的六個字的意涵，如果沒有層層的文獻和田野功夫，是難以體會的。

無獨有偶，香港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也逐漸形成了「香港人」和「新移民」這兩種滲和著事實與觀感的分類標籤。蕭鳳霞在〈定位「香港人」與「新移民」〉 （「Positioning

『Hong Kongers』 and 『New Immi-grants』」）一文（第15章）中，呼籲決策者應撥開造成這種二元對立的迷霧，辨析不同時代移居香港的人口來源與背景，才可能訂定更合理的政策，讓人們摒棄粗糙的分類思維和歧視性的語言。儘管蕭鳳霞說自己很享受位處「邊緣」的含混不清的文化身份，但我相信，在各個「田野點」中，最讓她揪心的始終是香港。

她的研究展示了生活在香港和廣大的華南地區的人們本來最能表現出跨國和跨地域的性質；而香港經驗所形成的香港認同，從來也不是可以簡單地用「殖民地的」、「西方的」或「本地的」等詞彙去定格。恰恰是華南地區的人們這種遊刃有餘的經驗，教蕭鳳霞意識到她的研究對象是變動不居的，因此她也不得不沿著研究對象的軌跡到處行走。她所寫的每部民族志，也必須有多於一個「田野點」，而且往往是跨地域和跨國的。

地方上的人的敘述，當中反映的觀感、情緒和策略性定位，也隨著不斷變化的地域建構有所轉移（頁300）。蕭鳳霞四十年來的「田野點」，不論是潮連島、環城公社、沙灣鎮、小欖鎮、廣州、香港，都不是一個個孤立的「點」，而是四通八達的網絡「節點」（hubs）。十九、二十世紀的香港由於其曖昧的政治環境，把這種「節點」的靈活性發揮得淋漓盡致。蕭鳳霞說，香港是文化的萬花筒，是世界的一道風景線，歷史的許多偶然因素，使香港發展出一個與內地許多城市不一樣的華人社會。曾幾何時，理論上在中國人社會位處邊緣的女性，在香港也由於一些結構性的因素，一度在政壇上表現突出。

然而，就在相對於「新移民」的「香港人」認同感日趨強化之時，好些香港人在心理結構上似乎也經歷著一個「內卷」的過程。一方面，他們碰上回歸中國這個歷史轉捩點；另一方面，「本土」這個含混不清的概念也逐漸在各種論述中浮現。歷史好像在給我們開玩笑，原來用於論析華南鄉村社會的「細胞化」概念，在四十多年後居然有可能適用於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讓人感到不寒而慄的是，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香港呈現出的許多態勢，難免令人聯想到這個城市走向「細胞化」的可能——如果不是整個社會的「細胞化」，至少可能是個人思維的「細胞化」——「香港」和「香港人」成為一個自以為能夠自足的單元，某程度上在心態上與外部世界隔絕。

蕭鳳霞的華南農村研究一再提醒我們，一個地方的「細胞化」，不僅僅是外部的強大政治力量操控的結果，而是每個作為能動者的個人，在自以為反抗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用了抗爭對象的語言和思維方式，結果自己成了受害人而不自知。在文集的最後一章，蕭鳳霞用了「鄉曲寡陋」（provincialized）一詞來形容香港中產階級的下游趨勢——儘管她用一些正面的例子和前瞻的語氣，企圖為香港的中產階級調出合適的音調，指出一些可能的出路；近年來，她更將自己的視野移向亞洲和全球，從這個視角出發，把部分探索成果置於文集第七部分一個引人開闊眼界的大標題「歷史上的全球性與亞洲式的後現代」（Historical Global and the Asian Postmodern）之下，但在我看來，她這種努力在指陳走出困局的方向的同時，也表達了一些言猶未盡的隱憂——都會氣象是否已成歷史？亞洲式的後現代會否以「本土」之名變得故步自封？

蕭鳳霞四十年來的「田野點」，不論是潮連島、環城公社、沙灣鎮、小欖鎮、廣州、香港，都不是一個個孤立的「點」，而是四通八達的網絡「節點」（hubs）。十九、二十世紀的香港由於其曖昧的政治環境，把這種「節點」的靈活性發揮得淋漓盡致。

就像她在第10和13章所描述的，二十世紀40年代華南地方權勢歷經戰亂、重新洗牌之後，原來在外大展拳腳、在故鄉發揮一定影響力的新會商人在本地社會逐步被邊緣化的情況一樣——他們原來散發的都會氣息，要不徹底與鄉土隔離，要不就是在「細胞化」的農村中被重重圍困，偃旗息鼓。然而，外力操控的權勢轉移也許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始終是自我「細胞化」。

香港人尤其是中產階級的心態如果愈趨「細胞化」，即使表面上看來再衣冠楚楚、再充滿大都會氣息，最終在鏡中映照到的自己，可能跟第12章中那位鶉衣百結、身上別上無數個毛章的上訪者沒有兩樣（頁245，圖12.1）——他感到冤屈，他極力去申訴，但他申訴的對象卻已內化到他的身心，成為他自己的一部分。正如蕭鳳霞在該章一開始引用北島1988年的詩作《無題》所說的：「對於自己／我永遠是個陌生人／我畏懼黑暗／卻用身體擋住了／那唯一的燈／我的影子是我的情人／心是仇敵。」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在研究中無法盡情言說的感受，有時候會在文學家那裡找到共鳴。

五、韋伯抑或馬克思？

不論是走在田野、與當地人聊天，抑或是閱讀文獻，蕭鳳霞和她有著共同研究理念的同仁的終極目標，都是希望能夠聽懂、讀懂人們的話語，理解人們行為的涵義以及他們對自己行為的自我定義和詮釋，透析這些話語如何在時空交疊的情景中逐步建構起來。她一再強調，人作為一個能動者，既背負著歷史包袱，也時刻演示著決心和野心，面對隱而不彰的制度性局限，不斷地創造文化資源，又不斷製造結構捆綁著自己。她把不論是研究對象還是研究者自己使用的分類和標籤，都看成是「社會和話語的產物，有待破譯」，也就是文學研究的所謂「解構」（頁xii）。

在田野里，蕭鳳霞明白她的存在和人們對她的存在的理解——學生、港澳同胞、教授、上面派來的、朋友、同情者——會引起人們不同的反應。人們如何說話，往往是在極力解開意識形態的成見和跟她有意無意地成為朋友之間作出平衡，從而假定她應該知道甚麼，或因政治需要而感到有責任讓她知道甚麼。恰恰是她與研究對象之間多年的互動——逐漸由陌生人變成朋友——成為她追尋行為涵義的思想源泉。她在田野現場，不是純粹為了「占有」資料而做筆記，而是細聽人們訴說各種瑣事；她不光重視他們說甚麼，更注意他們怎麼說。四十載的田野經驗，讓她與本地人從互不相識甚或疑忌，變成可以信賴的老朋友，彼此能分享喜悅，訴說擔憂。

蕭鳳霞一再強調，人作為一個能動者，既背負著歷史包袱，也時刻演示著決心和野心，面對隱而不彰的制度性局限，不斷地創造文化資源，又不斷製造結構捆綁著自己。

儘管蕭鳳霞說自己「在某種意義上，帶著馬克思的希望進入華南，最後帶著韋伯的憂慮離開」 （頁xiii），在我看來，如果這是她表達自己在1989年的心情的話，如今這部歷經修改的個人民族志，反映的她既是追尋行為或言說背後涵義的「韋伯主義者」，但也始終不改她以「大寫的人」為本的「馬克思本色」，並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從塗爾干（émile Durkheim）、福柯到列維—史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般由外而內的結構主義者。也正因為如此，用任何一個學者或主義的框框，都不能簡單說明蕭鳳霞的理論前提。作為一個見證二十與二十一世紀社會現象和理論轉型的人類學家，她嘗試從人文學科尤其是歷史與文學尋覓思想源泉，企圖超越二十世紀社會科學某些囿於分類和標籤的僵化甚或異化的趨勢，致力發展出一個制度性的框架和平台，建立跨學科的學術議程，以捕捉種種變動不居的現象（頁xi）。在蕭鳳霞來說，變動不居的不只是人和社會，還包括整個「中國」本身。

中國作為一個具有「涵義」的單位，不只是一個地理空間或政治實體，也是一個累積了人們的生活與思維所經歷的變遷的載體。中國，不僅僅是一個空間，更是一個過程（China as Process，頁viii-xiv），需要用歷史眼光去觀照。

變動不居的不只是人和社會，還包括整個「中國」本身。中國作為一個具有「涵義」的單位，不只是一個地理空間或政治實體，也是一個累積了人們的生活與思維所經歷的變遷的載體。中國，不僅僅是一個空間，更是一個過程，需要用歷史眼光去觀照。

六、余話：後現代的

荒誕劇最後還值得一提的，是這部文集的封面照片。看過1989年出版的《華南的能動者與犧牲品》的讀者，都應該知道兩本書其實採用了同一張照片作為封面。也就是說，這張照片已有幾近三十年的歷史了。我凝視著這張照片，不禁要問：這片葵林，今日安在？這個挑擔的婦女，路在何方？當年的封面，用的是黑白照，這次用的是彩照。二十一世紀的這張彩照，是否比二十世紀那張黑白照來得更真實呢？相片中的陽光，經過色彩處理，顯得格外金黃，卻未免過份耀眼，以致看不清葵林里的風景；整個氣氛，甚至顯得有點荒誕不經。這也許就像當下的中國，種種合理和不合理的存在疊加在一起，斑斕混雜，零落破碎，前景不明，看來荒誕，卻又並非完全不可解。

注釋

1 馬克思（Karl Marx）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頁8-9。

2 參見Prasenjit Duara, 「State Involution: A Study of Local Finances in North China, 1911-

1935」, Comparative Studies inSociety and History 29, no. 1(1987): 132-61。

3 參見Audrey Donnithorne,「China』s Cellular Economy:Some Economic Trends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China Quarterly , no. 52 (October-December 1972): 605-19。

4 參見Philip Abrams, 「History,Sociology, Historical Sociology」,Past and Present , no. 87 (May

1980): 3-16。

5 盧子駿：〈自序〉，載盧子駿編：《潮連鄉志》（香港：林瑞英印務局，1946），頁3-4。

程美寶，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