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聞巫寧坤先生遠行，給我留下的悲傷不亞於劉曉波，巫寧坤不僅寫了《一滴淚》，也繙譯了大量的詩歌。其中迪蘭 托馬斯的《哀歌》對我的影響是根本性的，那種風格，直接影響我後來朗誦《大屠殺》
老先生在天堂一路平安，愛你的經歷和才華
苦难人长寿
苏晓康
巫宁坤在梦乡里辞世。他是基督徒，应该说他熟睡中上天了。巫太太李怡楷清晨四点左右，还起身去老伴儿那张床看过一眼，他呼吸匀称，须臾他就走了。事后我闻之此细节直惊叹：何等的福气呀！巫宁坤一九二〇年九月生人，整好差一岁百岁，很像另一位寿星，周有光享年112岁，其实他的寿数是111岁加1天，因为生日忌日几乎在同一日，可谓奇迹。
巫宁坤泪笑一生。泪者，其自传《一滴泪》，最初以英文问世，所言之苦难，令史学家余英时深为撼动而提笔作序；笑者，他一生幽默，不止翻译了《了不起的盖茨比》，1951年他从芝加哥大学回国，在旧金山遇李政道，巫问何不回国？李答“不想被洗脑”，此一幽默，背后是斑斑泪水。
他也幽默女儿。巫一毛的童年自传 Feather in the Storm ，中译《暴风雨中一羽毛》，feather即她的名字“一毛”，是她父亲在监禁中，正读杜甫，获知生女，便以“万古云霄一羽毛”赐名给这女儿，竟成“巫一毛”三字，“在幼儿园里，我被小朋友们谑称为小巫婆、毛毛虫或三毛。那时有个很流行的漫画系列，叫做《三毛流浪记》。说的是一个大耳朵、圆鼻子、光脚丫、秃头上只有三根头发的男孩在万恶的旧社会受苦受难的故事。文革开始后，我得到了一堆新绰号 ── 小右派、小地主、小资本家、小臭老九、小美国特务、小国民党特务”。巫一毛的文笔也是一种故意的诙谐。
我读巫宁坤自传，他们一家所遭致的欺凌，到了不忍卒读的境地。尤其在芜湖乡下落户那一段，巫一毛妈妈的坚韧无比，在贫贱和无数折磨中显露出惊人的人性光彩，若非她是一个基督徒，怎么挺得过来。对于苦难，巫宁坤书尾有一段话：“持久的苦难决不仅是消极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馈赠。受难像是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贯穿生活和历史的戏剧。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部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荡气回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受难和从中学习，没有人会徒然受难。”这是大难之后才写得出来的平淡之语。他们巫家人有一种消化苦难的超常之力，或许也是他们存活下来的秘诀，即I came. I suffered. I survived.（“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2016年仲夏，我搬到华盛顿特区一带不久，听说巫老先生夫妇就住在另一端的维吉尼亚州，便联络巫一毛想去拜访她父母，她说他们住在一栋老年公寓里，她也住在附近，可以就近照顾。我跟她就约在那里碰头，她领我上去。巫宁坤已经九十七岁，反应稍微迟钝一点，却行动自如；我尤其佩服老太太李怡楷，她如常人，毫无老态，耳聪齿清，跟我们聊起最近的新闻，一切皆知，莫非他们也上网？
想看看老人怎么活着、活得尊严，是我近来的一种愿望，我知道即便在美国，老年人生也不易。垂老相守，黄昏最后一里路，是何等的金贵，就像巫宁坤李怡楷二老，往昔的苦难早已是绵绵的生命力。
我自己呢，人生至少有一半是煎熬、困顿、挣扎，于是懂得生命对众人来说，只是受苦，受苦就是存在。然而我所依仗的不是别的东西，只是妻儿随我遭受种种苦难时的无怨无悔，以及他们对我依旧的信任。人伦中的一些我从未体验过的生死共赴、相濡以沫的微妙之处，给我这三十年的人生以极大的支撑。我由此又想到我妈妈，她一生的抑郁、苦闷以致于对子女之爱抚的难以表达和无可奈何，我离开后她因气闷、思念而在一次突发的脑溢血中去世，死前给我的一封信里她说： “听说你很想我，我不信。但我确是很想你。儿是娘身上的肉……多想妈的好处。”
*****巫寧坤回憶錄《一 滴淚》（A Single Tear）台北:允晨 ，2007
(封面不知為何寫上王德威)
《一 滴淚》(有些錯字如胡子)有點像合傳 有幾章是根據太太寫的 語言，有點意思 。譬如說，"妳像泥鰍一樣滑像石頭一樣頑固 像"右派" 一樣反動" (p.95)
二零一四年五月號
靈魂的受難（巫寧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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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 一丁一村 曾慧燕：時代風暴一羽毛——巫氏父女的悲慘世界
北美世界日報《世界周刊》，2007年5月6日
生在動亂的年代，走過文革的死亡陰影，經歷太多的生離死別，現居加州矽谷的華裔女作家巫一毛（Emily Wu），繼去年10月由美國蘭燈書屋（Random House）出版她在中國悲慘歲月的英文自傳《暴風雨中一羽毛──動亂中失去的童年》（Feather in the Storm - A Childhood Lost in Chaos）後，最近再在香港推出中文版。此書是巫一毛的處女作，她的父親巫寧坤是英美文學翻譯家，曾翻譯《了不起的蓋茨比》。 1993年他在紐約出版英文回憶錄《一滴淚》（A Single Tear），轟動西方世界。此書回顧了1951年他從美國回國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首當其衝受盡折磨屈辱、九死一生的血淚史，「貧歸故里生無計，病臥他鄉死亦難。」讀來令人不勝唏噓。兩代寫歷史 大巫小巫落玉盤時隔14年，巫寧坤之女、原職加州矽谷多家計算機公司高級主管的巫一毛回憶錄《暴風雨中一羽毛》（下面簡稱「一羽毛」）英、中文版先後問世。父女倆各自以自己的筆，我手寫我心，將兩代人經歷過的時代風暴呈現世人面前，為歷史存真。兩代人不堪回首的個人劫難，也涵蓋了半世紀的家國之痛，是對「悲慘世界」痛定思痛活生生的見證。難怪有人形容巫氏父女兩本書是「兩代人搶救歷史，大巫小巫落玉盤」
巫一毛這本「帶有史詩色彩的自傳」，以獨特視角展示了一個「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天真無邪女孩，在中國當代反右、大躍進、文革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政治運動中，令人心酸、心碎、震撼的的成長歷程，透過作者精神與肉體遭受的雙重苦難，刻畫人性的醜惡，令人更進一步了解那個「大革命時代」的滅絕人性。「一羽毛」中文版封面設計是一根象徵作者命運的白色羽毛，「就像革命暴風雨中一根羽毛，在每次運動中被吹來吹去，對自己的命運沒有一點選擇」。左側是充滿童稚的作者5歲時穿一襲連衣裙擺出可愛舞姿的照片。全書360頁，另外還有18幅珍貴的黑白照片，這是無數次搬家、抄家、動亂年代倖存下來的，「它們以殘缺的影像述說著那個畸形的時代」。
這本書拿在手上，不僅書的分量沉甸甸的，也因為「叫右派太沉重」，讀完久久不能自已。巫一毛自傳從1961年三歲生日去勞改農場和病危的父親第一次見面開始，到1977年考上大學結束。巫一毛甫出生就跟著她的家庭受迫害。 1966年，文革開始，本來應該是在父母懷裡撒嬌的年齡，卻因受到父親株連，過早開始沒有童年的童年，受盡欺凌、污辱，挨打挨罵是家常便飯，同學甚至惡作劇將糞便或死老鼠、死青蛙放到她的書桌抽屜內；八、九歲就先後遭「解放軍叔叔」和父親在安徽大學的同事強暴……；她目睹父親被人羞辱、蹂躪，眼睜睜看著父親頭戴高帽、脖子上掛著大牌子挨批鬥、掏茅坑、焚燒自己的書籍等。她還被學生把著手、強迫寫批判父親的大字報「打倒牛鬼蛇神、笑面虎巫寧坤」。
1968年10月，中共「清理階級隊伍」，全國進入新一輪恐怖高潮，任何人都能以清隊名義濫打亂殺。父母被迫與稚齡子女分離到農村搞「清隊運動」，年僅10歲的巫一毛成了「小媽媽」，要照顧5歲的小弟弟，住進孤兒院一樣的臨時收容所。她最要好的朋友小蘭的母親被人姦殺；也目睹許多人不堪折磨或為了維護尊嚴而自殺；她因病得不到及時醫治險死還生。而她幾個兒時好友就沒有她幸運，因各種原因悲慘死去。1969年，好不容易全家團聚，又被下放到安徽一個窮困落後的村莊，歷盡艱辛。文革後期，她隨父母回到安徽蕪湖市念高中。高中畢業後，適逢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她又到深山老林「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直到1977年考上大學，苦難才告一段落。1981 年，巫一毛自費來美留學後，開始動筆寫回憶錄。由於經歷了太多的生離死別，許多部分難以下筆，回憶如潮水般襲來，寫到傷心的往事、好朋友的慘死，「我往往坐在計算機前，泣不成聲，許多天失魂落魄，不能再碰那塊心上永遠流血的傷疤。
寫書的過程，也是療傷的過程，寫出來得到一種解脫。 」在此期間，巫一毛先後獲聖母大學英美文學學士、金門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學位，畢業後曾任矽谷數家計算機公司高級主管，並結婚、生兒育女，然後離婚。她的寫作也因此斷斷續續，寫寫停停。她說：「1993年初，我的父親寫了《一滴淚》，是他的自傳，從他的角度說那一段歷史，也是我們一家的故事，對我是一個潛移默化的榜樣。書中用了我的一篇文章《鞋》，說的是我為了上學，如何用兩條心愛的烏黑油亮的大辮子換一雙鞋的故事。父親的書出版後，好幾篇書評都提到我的《鞋》，這對我有鼓舞作用，更堅定我的決心，要把書寫出來。 」
住在紐約上州的女作家王渝是巫一毛的表姐。她感慨地說，有一個傳記電視節目，每次播放前都說：「每個人都有一個故事，一個獨特又難以想像的故事。 」在這之前她覺得「說的固然有道理，但未免太誇張」。來自台灣的王渝自從開始接觸到中國大陸人士後，「我的感覺改變了，每次聽他們、特別是作家朋友談過去，我都覺得每個人的遭遇都是一本現成的長篇：曲折、苦澀，處處留下時代的烙印。 」
由於考慮到「一羽毛」此書是英文寫作，讀者群在美國。 2000年，巫一毛認識美國作家拉里‧殷戈曼（Larry Engelmann），兩人一拍即合，巫一毛將故事寫出來後，殷戈曼為她的書進行修改、潤色。幾經曲折，終於在去年10月出版。巫一毛說：「英文版幸運地找到蘭燈書屋出版，他們認為書的內容很完美，沒有作出什麼改動。 」她開心地說，蘭燈書屋對此書非常重視，在各大報刊雜誌登廣告，還安排她在華盛頓、紐約、芝加哥、洛杉磯、西雅圖和舊金山等地，舉行新書發表會及巡迴演講，接受電視、電台、雜誌、報紙採訪等新書促銷活動。「一羽毛」的法文、德文和丹麥文的版權，已經分別出售給法國、德國和丹麥的三家出版社。
一淚一羽毛 回憶令人心碎
巫一毛說，在美國生活後，在「人性的環境」中，看著她的孩子無憂無慮地健康成長，她終於有足夠勇氣，挖掘埋葬在心底墳墓深處的隱痛。「這本書，是我的童年、我的少女時代，也是用一個小女孩的眼睛看動亂的中國。我盡量用平和的口吻，講一個真實故事，主角是在逆境中頑強地存活下來的女孩子。書中每一章節，都像一篇短篇小說，充滿戲劇性和細節描述。 」作家張慈指出，巫一毛勇敢地寫出自己的身世，令她佩服。 「這部作品的整個敘述都反映了作者對自己長大過程的痛苦，其中包含的已經不是一個孩子心靈上的淚水，而是整個民族的淚水。 」她說：「十幾萬字，怎麼可能容得下那個荒誕的大時代。怎能容得下大時代中的辛酸、殘暴、黑色幽默般的荒謬，怎能容得下大紅包裹的純黑？我只能說，是作者的那些驚心動魄、令人心碎的回憶，是一個小女孩的眼睛看動亂世界的奇特角度，是作者簡潔如詩的語言，是人在逆境中頑強地存活下來的真實人性故事，使此書有了意義。 」
巫一毛在接受《世界周刊》專訪時，強調書中敘述的全是真人真事，不是小說的小說。她說，「一羽毛」是她的故事，也是成千上萬在那個時代生活過的中國人的故事。 「這是我的第一本書，但又何止是一本書。 」經歷革命暴風雨的衝擊，僥倖存活的巫一毛說：「數千萬受難者，包括許多孩子，沒能逃過厄運，那些天真無辜的孩子中，有好幾個我的朋友。 」她希望透過此書來解讀人性，透過一個女孩、一個家庭的命運來了解那段慘痛的歷史，「記住那些在動亂中失去童年乃至生命的孩子們」，「也是我對那些早逝的兒時同伴的心祭」。往事難忘 過去從墳墓爬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終於明白人們關於你可以埋葬過去的說法是錯誤的，因為過去會自己從墳墓中慢慢爬出來。 」這是現居加州的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賽尼刻畫人性的成名小說《追風箏的孩子》（The Kite Runner）書中一段說話，被巫一毛在自傳的「前言」引用。
《暴風雨中一羽毛》書名源自巫一毛本人的名字。早在娘胎裡，厄運就已降臨到她頭上，1958年她在北京出生，出世前七週，當時在北京國際關係學院任英美文學教授的父親，因「極右分子」罪名，被發配到北大荒勞改農場，自此開始全家長達20年的苦難。巫一毛父親1940年代在西南聯大師從文學家沈從文、卞之琳等人，1943年赴美擔任中國在美受訓空軍師的翻譯；1948年3月，他從印第安納州曼徹斯特學院畢業後，進入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學位，曾與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楊振寧同學。1951 年，巫寧坤博士學位尚未到手，燕京大學校長急電邀請他回國任教英語系。對於年輕而富於理想的巫寧坤來說，投身一個嶄新的世界，過一種富有意義的生活的誘惑力，遠勝過博士學位和在異國做學問的吸引。臨行時，李政道幫他整頓行裝，還在行李上用白漆端端正正寫上「北京燕京大學巫寧坤」的大字。巫寧坤最初回國被待如上賓，但好景不長，在燕京大學只教了一年，燕大併入北京大學，巫寧坤因「歷史不清楚」，被貶到天津南開大學。1957 年「五一」勞動節，中共黨中央號召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帶來全國性的「大鳴大放」。一名當年在延安經過「整風」洗禮的副院長，接連三個晚上到巫寧坤家，動員他帶頭在即將召開的「鳴放會」上發言，向黨提意見。副院長還反復交代毛澤東和黨中央制定的政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巫寧坤對他的話深信不疑，就在會上發言了。他首先提到「肅反運動」中，他在南開大學遭到無辜迫害的情況，要求南大黨委向他們全家賠禮道歉。接著他讚揚「雙百方針」，說共產黨要求知識分子向黨提意見，對言論自由是極大鼓舞。誰知「和風細雨」的「整風運動」，變成暴風驟雨的「反右運動」。千千萬萬知識菁英掉進「陽謀」的陷阱。據說巫寧坤在「鳴放會」上的發言，再加上他的「三反」罪行，「可以槍斃，但黨是寬大的，不但不槍斃，而且不定為『現行反革命』，只劃為『極右分子』，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 」這是對右派最嚴厲的處分。接著，巫寧坤被送進半步橋北京市第一監獄內新建的勞動教養所。
萬古雲霄一羽毛 柳暗花明又一村
1958 年6月初，他正在翻看《杜甫詩選》，接到妻子從北京海淀醫院寄來的明信片，「恭喜我6月3日凌晨得了一個美麗的女兒，並要我給孩子取個名字」。他剛讀過杜甫稱讚孔明的名句「萬古雲霄一羽毛」，心想自己這個做父親的身系羅網，連女兒出世都不讓見，只得托詩聖的福給她取名「一毛」，「祝愿我家生於憂患的女兒有朝一日翱翔雲霄」。
巫寧坤有二子一女，三個子女的名字都大有「講究」，長子取名「一丁」，是為了「祝愿他在震耳欲聾的『萬歲』聲中當個普通人」；幼子取名「一村」，希望他出生後一切都好起來，「柳暗花明又一村」。巫一毛說：「『一毛』是爸爸在勞改時給我的禮物，希望我以後有所作為，建功立業。 」她出生後父親長年缺席，直到三歲生日那天，因父親病危，父女才第一次在天津與唐山之間的清河勞改農場見面。巫一毛的自傳，就以三歲生日第一次探監見到父親為「引子」，可惜卻寫得有點時空錯亂，人物角色顛倒。
全書最精彩的部分在後面，越看越打動人。巫寧坤被打成「極右分子」，全家都受牽連遭罪。他後來被押送到與西伯利亞為鄰的興凱湖國營勞改農場（通稱北大荒）。 「上面」要他的妻子李怡楷與他離婚，李怡楷不從，全家被趕出北京，不許她教書，下放到安徽大學作打字員。那時，巫一毛才六個月大，哥哥也只三歲。接著，他們經歷了三年「大躍進」人禍造成的「自然災害」。巫一毛說：「說是天災實是人禍，安徽是重災區，那幾年餓死了九百萬人，特別是農村，整村整村的人都餓死了，有的成了絕戶。在這種情況下，媽媽被迫把我送到天津外婆家，才逃過餓斃的命運。 」巫一毛的外婆特別疼她，寧可自己挨餓，把口糧省下來餵她，她的舅舅心疼自己的母親，眼看這樣「要把娘餓死」，硬把巫一毛送回合肥。
她的童年在多災多難中度過。巫寧坤在北大荒三年勞改後回到合肥。還未過上好日子，「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1966年爆發，他首當其衝成為「老運動員」，全家命運再次墜入黑暗深淵。巫一毛終生不能忘懷，父母被雙雙關進「牛棚」時，作為右派子女，她受盡污辱和毆打，有次病得差點死去，獨自一人病倒在房間內不知多少天，被發現時已經奄奄一息，送院急救，醫生說沒救了，通知家屬辦後事吧，幸而她命不該絕，只是鬼門關前走了一遭。毛像章為餌 8歲遭強暴巫一毛為了真實記錄歷史，將八歲時被一個解放軍以像徵榮譽的「毛主席像章」引誘、在樹林中遭強暴的事情寫出來。文革那年，巫一毛8歲，小小年紀已非常懂事。為了不增加父母的煩惱，牙痛了好幾天的她，獨自去醫院拔牙，但她只有八分錢，五分錢掛號，餘下三分錢只能坐一趟車。拔完牙只好走路回家。由於下雨，就抄近路在樹林走，結果一個解放軍士兵以一個鋁製的「毛主席像章」為餌，趁四周無人將她硬拽入林中強暴，她欲反抗時幾乎被掐死，以致脖子上留下斑斑瘀血痕跡……。當時解放軍是全國人民崇拜的對象，沒想到禽獸不如。巫一毛在自傳中寫到，事情發生後，她不敢跟任何人說，「可是，我常常在噩夢中聽見『解放軍叔叔』的聲音，看見他的眼睛，感到他掐在我脖子上的雙手，他壓在我胸口的身體。醒來，我躲在黑暗中，流著淚坐等天亮。 ……」她又回憶，在被姦污後的一段日子，老師照常在課堂上講「解放軍叔叔的革命故事，讚揚他們英勇無私的為人民服務」，「我照常聽著，跟著朗誦唱歌。每當穿綠軍裝的人走近，我彷彿都能看到那張傷害過我的臉在眼前晃動，渾身就不由自主地簌簌發抖……」
巫一毛的慘痛經歷，讓合著者殷戈曼覺得不可思議，此後她又一次被強暴，對方是父親在安徽大學朋友兼同事。殷戈曼認為第一次被強暴已夠慘了，再寫第二次強暴，擔心讀者認為缺乏可信度，所以沒有寫進書中。後來巫一毛到安徽涇縣西陽公社羅村大隊下鄉時，也險些被生產隊長強暴。巫一毛被二度強暴後，也一直不敢告知父母。事隔多年，她終於鼓起勇氣「知會」父親，準備寫出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父親的反應是「不可能」，自己的好朋友怎麼會強暴女兒？是不是女兒記憶有誤？巫一毛說：「這種事怎麼可能記錯呢？殷戈曼說讀者、特別是美國讀者不可能相信，為什麼所有倒霉事都讓妳碰上了，我也不知我為什麼這麼『黑』。其實我還算幸運，很多人都死了，我們全家除了奶奶都活過來了。我只是成千上萬根羽毛中的一根小羽毛。 」她告訴殷戈曼，在當時的中國大陸，成千上萬的家庭都有類似她家的經歷。 「可是，令人痛心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那個可怕的年代似乎成了遙遠的過去，聽上去像是天方夜譚。 」為了讓西方讀者讀起來「不那麼毛骨悚然」，巫一毛忍痛刪掉了一些細節。
初戀情緣逝 往事只能回味目前為單親媽媽的巫一毛，曾試圖與子女進行「歷史的溝通」，「我跟兒子解釋，他就說：Oh, that's the past, that's China, this is now（這都是過去的事情，是中國的事情，現在是現在），我不要聽過去中國的事情。 」巫一毛說，兩個孩子都在美國出生長大，不會說中文，也不大關心中國。令她更加覺得有責任「為歷史存照，為那些在動亂中失去生命的孩子們立碑」。她在自傳「前言」中表示，「但願講出我的故事，我成長時代的故事，可以讓同樣的悲劇不再重演，讓所有的孩子們盡情享受與生俱來的權利──童年和幸福」。「一羽毛」對文革人性的扭曲頗多著墨。書中提到他們走投無路時，巫一毛母親從安徽前往北京向巫寧坤的表姐求助，表姐的丈夫是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而這趟北京之行，還是表姐的親爸、巫寧坤舅舅的主意。誰知即使遞上她父親的親筆信，李志綏夫婦仍裝著不認識以前見過多次面的表弟妹，甚至說「再不走就喊警衛」。
巫母為節省公車費，大熱天冒著烈日走了兩小時路，臨走時乞求一杯水都被無情拒絕……。巫一毛回憶錄寫到1977年上大學、被迫與初戀情人分手為止。在尾聲部分，她公開了埋藏心底多年的初戀和愛情。當年她與同為知青的朱一平在安徽涇縣分手，一別28年，兩人雖然純情到連手都沒有拉過，但巫一毛對這段柏拉圖式的愛情似乎刻骨銘心。2004年，巫一毛為了拍攝記錄中國知青經歷的英文紀錄片《上山下鄉》（Up to the Mountain, Down to the Village），重回當年插隊的村莊，紀錄片原汁原味呈現了她與初戀情人重逢時抱頭痛哭的鏡頭，賺人熱淚。巫一毛六年多前已和白人丈夫離婚，再見到昔日戀人，雖然心情激動，但也明白「兩人有緣無份」，往事只能回味，情緣已了。她不諱言48歲的女人，仍然憧憬愛情，前幾年為了正值青春期的一雙子女，無暇考慮個人問題。現在大兒子上大學了，小女兒也即將高中畢業，她希望命中真正的白馬王子早日出現。為歷史作證
哀而不傷感人肺腑此書封底文字，是三位名家對「一羽毛」的評價：歷史學家、克魯格獎得主余英時評論說，此書「透過一個天真無辜的小姑娘的長年受難，《暴風雨中一羽毛》真實而生動重現毛澤東統治時代史無前例的荒誕與殘暴，為中國近代史作出獨特的見證」。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作家哈金說：「《暴風雨中一羽毛》熱情洋溢，真誠坦率，哀而不傷。它講述一個少女在狂暴的，被革命摧毀的中國成長的故事。它揭示了人民慘痛的受難，其中許多人暴死，其它人苟活下來。這篇豐富多彩，自成一格，令人心碎的故事涵蓋人的殘忍、愚蠢和善良。歸根結柢，它是對百折不撓的人的堅韌和生命力的見證。 」
《上海生與死》的作者鄭念說：「這是一個文化大革命期間成長的勇敢的少女感人肺腑的回憶錄。它充分反映出毛澤東假借進步的名義所犯下的種種殘暴無比的罪行。 」香港《明報出版社》總編輯潘耀明認為巫一毛小說的成功，是因為她如實地記錄了童年的血淚史，語言平實生動，不虛飾，所以能扣人心弦，賺人熱淚。文革結束已經超過30年，今年是反右50週年紀念。在中國，文革及反右依然屬於敏感禁區，有關研究及出版依然受到有關部門嚴密控制。巫一毛認為，在這種大背景之下，保存歷史紀錄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她寫回憶錄的初衷之一。她說：「過去的事情不能把它忘掉。因為像文革10年給中國人民造成的災難，如果我們再不把它寫下來、記住，下一代人就不會記得，就不會知道。 」
在海外，常常有些所謂的「愛國華僑」，憑主觀信念不願相信中共曾經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巫一毛自傳出版後，有匿名網友在網上指責她「不要在國外誣衊我們的祖國，這和賣國沒什麼兩樣！」「巫一毛，你誣衊的不是一個偉大的人物，而是我們的民族！是誰讓我們站立起來，挺起了脊梁？又是誰讓我們對洋人卑躬屈膝……？ 」
支持巫一毛的網友反駁，說這種話的人「不知是何年齡？如果是我們這代五?年代或之前出生的人，很多都有與巫一毛相似的童年經歷，如實記述個人的經歷、反映國家的歷史，有何不可？倒是應該鼓勵更多的人去回憶，去寫出來，無論用什麼語言，都是留給人類也是我們祖國的財富。 」也有網友說：「……對摮痕漫w??論，難道還用說嗎？經過那個年代的心中都有數。另外，不必把記述個人經歷與『誣衊祖國』聯繫起來。歷史是無法迴避和掩飾的，還其真相才是對祖國的貢獻。 ……一個民族只有勇於正視自己的歷史，無論光輝還是有污點，才是值得敬佩的偉大民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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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國家不幸詩家幸
──巫寧坤《一滴淚》序
大約十年前，我便讀了《一滴淚》的英文原本A Single Tear。當時感受很深，至今猶在記憶中。這是我讀到的第一部「右派分子」的自述。運用高超的文學剪裁，把二、三十年的苦難——從個人、家庭到親友——生動地勾勒了出來。作者文筆的流暢自然，顯示出他在英美文學與語言上的深厚造詣。他將三十年的坎坷人生歸結為「I came. I suffered. I survived」(「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尤使我為之擊節。在中國文史傳統中，這正是所謂「春秋筆法」。當然，作者的雋語是從凱撒（Julius Caesar）的名言：「I came, saw and overcame」(拉丁原文是veni, vidi, vici)脫化而出的，經過莎翁的引用（As You Like It ），在西方早已家喻戶曉。但作者融合中西的文學修養和匠心獨運，即此可見。
這是我在未識作者之前對於《一滴淚》的認識，應該說是相當客觀的。我當時對作者Wu Ningkun 的中文姓名也茫無所知，更不必說他的身世背景等等了。但在讀《一滴淚》原本時，我發生了一點懸念，使我渴想一見作者其人。什麼懸念呢？作者是應燕京大學的西語系教授趙蘿蕤電召，回到燕大任教的，而我則恰好於一九四九年秋季考入燕大歷史系二年級，讀過一學期的書，當時教我英文的便是趙教授。一學期下來，我感到她是一位既熱心又親切的老師。我記得她曾請全班同學去她家中吃過一次餃子，也見到了她的先生陳夢家。後來我的專業使我時時有機會閱讀陳夢家有關甲骨、金文、漢簡的著作。閱覽之際，我總不免懷念在她班上受教的情景。陳夢家不甘受辱而自殺後，我更想知道趙教授的處境。我曾聽說她一度陷於精神崩潰的狀態，但傳聞不詳，終成為我的一個懸念。我想《一滴淚》的作者一定會告訴我不少關於她的事情。
幾年之後，我偶然在《吳宓日記》（第九冊，頁八六、一○八）中發現了「巫寧坤」三個字，下面註語說：「成都空軍第三路司令部翻譯」，我才確定了作者的中文姓名。但是我還是不知道他究竟是在大陸或海外。二○○五年十月我在華府國會圖書館讀書期間，由於高克毅先生的介紹，我才有幸與巫先生同席，這給我帶來了意外的驚喜。接談之下，我不但知道了關於趙蘿蕤老師後半生的遭遇，而且更欣幸結識了這樣一位才華洋溢而宅心仁厚的前輩作家。當天聽巫先生談論，真有「咳唾成珠玉」之感。他心直口快，表裡如一；一席話之後，我便完全懂得：他為什麼絕對逃不過毛澤東的「陽謀」了。
這是我在未識作者之前對於《一滴淚》的認識，應該說是相當客觀的。我當時對作者Wu Ningkun 的中文姓名也茫無所知，更不必說他的身世背景等等了。但在讀《一滴淚》原本時，我發生了一點懸念，使我渴想一見作者其人。什麼懸念呢？作者是應燕京大學的西語系教授趙蘿蕤電召，回到燕大任教的，而我則恰好於一九四九年秋季考入燕大歷史系二年級，讀過一學期的書，當時教我英文的便是趙教授。一學期下來，我感到她是一位既熱心又親切的老師。我記得她曾請全班同學去她家中吃過一次餃子，也見到了她的先生陳夢家。後來我的專業使我時時有機會閱讀陳夢家有關甲骨、金文、漢簡的著作。閱覽之際，我總不免懷念在她班上受教的情景。陳夢家不甘受辱而自殺後，我更想知道趙教授的處境。我曾聽說她一度陷於精神崩潰的狀態，但傳聞不詳，終成為我的一個懸念。我想《一滴淚》的作者一定會告訴我不少關於她的事情。
幾年之後，我偶然在《吳宓日記》（第九冊，頁八六、一○八）中發現了「巫寧坤」三個字，下面註語說：「成都空軍第三路司令部翻譯」，我才確定了作者的中文姓名。但是我還是不知道他究竟是在大陸或海外。二○○五年十月我在華府國會圖書館讀書期間，由於高克毅先生的介紹，我才有幸與巫先生同席，這給我帶來了意外的驚喜。接談之下，我不但知道了關於趙蘿蕤老師後半生的遭遇，而且更欣幸結識了這樣一位才華洋溢而宅心仁厚的前輩作家。當天聽巫先生談論，真有「咳唾成珠玉」之感。他心直口快，表裡如一；一席話之後，我便完全懂得：他為什麼絕對逃不過毛澤東的「陽謀」了。
回到普林斯頓之後，承巫先生寄贈《一滴淚》的中文本，我才知道他在二○○二年曾用中文將此書重寫了一次。中文本的大綱領雖與英文本不殊，但在敘事方面則詳細多了，使中國讀者能由語境而深入情境，盡其曲折。所以從歷史的角度出發。我斷定中文本比英文原本具有更高的原料的價值。本書有五章是根據夫人李怡楷的口述而寫成，其中事實都在作者的聞見之外。作者運用「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方式，把他全家苦難的經歷完整地呈現了出來，好像是佛經上說的「兩束蘆葦，互倚不倒」。這不但是文學的技巧，而且有像徵意義。巫先生之所以終能「倖存」下來，如果沒有夫人的全心全意的支援，是不可想像的。如果不是夫人給他寄寒衣，恐怕他在北大荒非凍死不可；如果不是夫人千里迢迢的「探監」，送食品之外更為他的病情而向原單位要求早日釋放，他也可能餓死在清河農場。（吳弘達《昨夜雨驟風狂》中所寫清河農場的情況恰可印證。）作者和夫人在二十多年受難時期，也一直是「兩束蘆葦，互倚不倒」。
但是本書的最高價值並不止於保存了一人一家「受難」的真相。更重要的，它寫出了中國知識人在歷史上最黑暗期間的「心史」。在毛澤東「乾坤獨御」的二十八年中（一九四九—一九七六），老、中、青三代知識人都在煉獄中受煎熬。大致說來，中共政權成立之初，五、六十歲的屬於老一代，三四十歲的屬於中年一代，二十歲前後的則是青年一代。但在一九八○年代左右，大陸思想氣氛開始鬆動的時候，老一代知識人或死或衰，已發不出什麼聲音；中年一代則已進入晚景，驚魂甫定，戰戰兢兢地保持著剛剛得到的「皇恩浩蕩」，不敢越雷池半步；青年一代此時正進入中年，精力雖然旺盛，但成長在一個絕對封閉的社會中，一時還沒有足夠的精神與思想的資源，作為反思三十年劫難的憑藉。巫先生獨能在一九八六年寫成〈從半步橋到康橋〉自傳初稿，五年以後又擴大成《一滴淚》，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異數。從客觀條件說，作者的「劫後餘生錄」不但是在英國和美國撰寫的，而且用的也是英文。但是我們決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說：由於具有這一客觀的優勢，作者才能捷足先登，寫出這部深刻反思的名著來。這裡必須重視的是作者的主觀條件。
巫先生的《一滴淚》是中國數以百萬計的知識人「淚海」中之「一滴」。然而這《一滴淚》也如實地折射出整個「淚海」的形勢，也可以說是「淚海」的具體而微。這是我斷定《一滴淚》是知識人「心史」的主要根據。能寫出這樣「心史」的作者，必須具備一項最重要的主觀條件：即在精神和肉體都被踐踏了三十年之後，還能很快地重整旗鼓，恢復了精神上的自我。一九七八年以來，我曾會見過不少老一代的知識人，而且還包括過去在哲學、史學、文學方面卓然成家者。稍一接談，我便發現他們在精神世界中已到了方向莫辨的狀態（disoriented）。
在幾十年以暴力為後盾的不斷「思想改造」下，他們原有的精神自我竟徹底散滅了。就我所見到的文字記錄而言，似乎也只有陳寅格、吳宓等極少數的人還能至死不失其故我。這使我不能不五體投地佩服巫先生的巨大而堅韌的精神抗力，能夠數十年如一日，頂得住鋪天蓋地而來的胡言亂語。他並不是在一九八六年開始寫自傳時才神定氣足：早在「右派」尚未徹底改正之前，他便已「故態復萌」了。一九八○年十二月在成都「全國外國文學會議」上，他語驚四座，發出了獅子吼——「選取自由的文學，謝絕奴役人的革命！」事實證明，他說出了人人心中想說而不敢說的話，所以會後許多同行紛紛向他致敬，有的還含著眼淚。正因如此，我才毫不遲疑地認定他的《一滴淚》寫出了整整一代知識人的「心史」。
巫先生在一九五一年回國之前，已具備了深厚的中西文化修養；他的價值意識及由此而衍生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也已大致定型。但難能可貴的是：他經過無數劫難而始終保持住原有的價值系統。他好像庖丁解牛所用的那把刀一樣，「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他也像莊子所描繪的「真人」：「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他和大多數同難知識人的分別便在於此。我當然不是說，巫先生是唯一經得起「黨天下」煉獄考驗的知識人。僅僅就五十五萬「右派」而言（事實上遠不止此數），其中不肯向「黨天下」屈服的人必然佔有一個很高的比例，但他們卻不像巫先生那樣，能夠「倖存」下來或留下文字的記錄。最近受到大家高度注視的北大「右派」學生林昭，她為民主、自由而殉道的精神便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青年一代「右派」寫回憶錄是最近幾年才開始的。
但是我寫這篇序文，卻時時聯想到今年出版的《吳宓日記續篇》（共十冊，北京，三聯，二○○六年）。這部晚年日記始於一九四九，終於一九七四，中間雖有殘缺，但大體上延續了二十六年，恰好涵蓋了毛澤東的當權時期。吳先生記述了每一次所謂「運動」的實況，包括「思想改造」和「檢討」中的種種胡言亂語；他也鉅細不遺地寫下了他自己和其他同事備受凌辱的經過。
以個案而言，這是我見到的內容最豐富的一部記錄，把中國知識人在這一時期的苦難鏡頭一一攝取了下來，使讀者如身臨其境。但更重要的是他自始至終都抱著「殉道」的精神與征服了中國的史達林體制——「黨天下」——相抗爭。他所謂「道」即建立在對中西古典文化的體認之上的價值信仰。在《吳宓日記》前十冊（一九一○—一九四八）中，他曾屢屢自誓「殉道」的決心，而《續編》則充滿了實踐的事蹟，兩相對照，他的「知行合一」是無可懷疑的。在暴力威脅之下，表面上他自然不能不向「黨天下」低頭。但是在日記中他則一再為此自責，而且自比於「身降心不降」的吳梅村。限於篇幅，讓我舉兩三個實例來說明他的殉道精神。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八日他寫道：
宓4-6至柑園赴三組學習會，續研《實踐論》。念古今東西哲學之偉大而奉此一冊為不易之真理、無上之精思，競事讚頌發揮，可笑尤可恥也。（《續編》第一冊，頁200）
能在日記中對毛的〈實踐論〉作此大不敬之語，他非具有強大的自信力不可，而當時哲學名家如金岳霖、馮友蘭則無不奉此文為「不易之真理、無上之精思」。相形之下，真信仰與觀念遊戲之辨已無所遁形。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在《日記》中說：
2:30-5:00大禮堂聆（1）郭豫才北碚市人民代表會議傳達報告；（2）周西卜宣佈「中蘇友好月」慶祝辦法；（3）張伯華「中蘇友好」之意義，解釋（i）花布傾銷（ii）旅大佔領（iii）長春鐵路經營皆為助中國而非利蘇俄之舉動。末言慶祝及歡迎蘇聯文藝團辦法，極詳盡。嗚呼，古今亡國之速且易，又其國人之甘心亡國，惟恐人之不我取，未有如今中國之亡於蘇俄者也！（同上，頁462-463）
當時毛澤東正在全力推行「一邊倒」政策，從體制到作風，沒有一處不是奉史達林治下的蘇聯為楷模；至於蘇聯侵奪中國權益的種種舉動，如日記所列的事實，中共則一概為之文過飾非。吳先生對此表現了最大的憤怒；他認定中共是心甘情願地使「中國亡於蘇俄」。以後幾年他在日記中反覆論述這一觀點。一言以蔽之，他痛惜中國古典文化已徹底毀滅，而西方古典文化也不復有存身之地，他「心目中的中國」正在迅速地消失中，而「今日或未來的中國」或將成為「蘇維埃聯邦之一部分」，或「蘇聯之羽翼」。（見同書，第二冊，頁148-149；第三冊，頁138-139）「反右」運動展開之後，他寫了一首〈記學習所得〉詩：
階級為邦賴鬥爭，是非從此記分明。
層層制度休言改，處處服從莫妄評。
政治課先新理足，工農身貴老師輕。
中華文史原當廢，仰首蘇聯百事精。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將曉作（同上第三冊，頁131）
中國的現況和知識人的處境都濃縮在這一首詩中。吳先生與「黨天下」抗爭從未停止過。文革時期，他屢遭毒打，右腿一度折成三截，日記中自不敢暢所欲言。但即使在這種極端恐怖氣氛之下，他仍然堅持以曲折方式傳達他的反抗。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他在日記中寫道：
宓讀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參考消息》。台灣駐美大使沈劍虹在Detroit宣言：聞知國內「批孔」，使我心中悲痛云云。（第十冊，頁511）
這顯然是借《參考消息》的報導來表示他反對當時的「批孔」運動；他自己未著一字，但滿腔孤憤已藉此宣洩出來了。
我為什麼要在這裡鄭重介紹《吳宓日記續編》呢？這有三重理由：第一、吳先生是巫先生的老師。我曾向巫先生求證過，他說他在西南聯大時選過吳先生「歐洲文學史」的課程。第二、前面已指出，毛澤東雖能恃其「黨天下」的暴力逼使大多數中國知識人「降志辱身」，但老、中、青三代中都有特立獨行的豪傑之士，自始至終不為威勢所屈。巫先生屬於中年一代而吳先生則代表老年的一代。所以這部新出的《吳宓日記續編》正好與《一滴淚》互相印證。第三、巫先生之所以能寫出一部知識人的「心史」，我深信是由於他原有的精神價值從未為政治上的狂風暴雨所撼動。這在上面已經說過了。吳先生晚年只要有機會便閉戶讀中西古典文學或重讀早年師友以至自己的詩文集。這正說明，他必須不斷地回到他的精神世界的源頭，去汲取和增強與暴力抗爭的動力。
巫先生在《一滴淚》中沒有明確點出他的精神抗力從何而來。我最近曾向他提出一個很嚴肅的請求，希望他能再寫一本劫難中的心路歷程，與《一滴淚》互為表裡。我盼望他不會讓我失望。但是細心的讀者並不難在《一滴淚》中找到線索。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七日他向半步橋勞教所報到的時候，行囊中便帶了英文本《哈姆雷特》和《杜甫詩選》。這兩本書便是支持他渡過半步橋、北大荒、清河農場三處艱苦歲月的精神伴侶。他把女兒取名為「一毛」，即出於杜詩「萬古雲霄一羽毛」之句。在北大荒，他又從難友那裡借到一些沈從文的小說，他的精神世界也更豐富了。從他在一九六二年的回憶，他在勞改營裡，一直是「與《哈姆雷特》、杜甫的詩篇、和沈從文小說相依為命」的。（第十章〈暫回人間〉）這和吳宓先生的精神奮鬥豈不如出一轍？
最後，我要借美國作家何偉（Peter Hessler）二○○二年六月對巫先生的訪問，作為這篇序文的結束。但這必須從何偉的新書談起。何偉是《紐約客》（New Yorker）駐北京的記者，他的第一本報導文學《江城》（River Town），通過許多小故事，寫變動中的中國，十分生動深刻。其中單篇文字在《紐約客》上刊出時，早已膾炙人口，集結成書後更是好評如雲。今年他又把最近的散篇集成《甲骨》一書（Oracle Bones, New York: Harper Colins,2006）。這部新書的有些篇章也是先在《紐約客》上刊出的。書名《甲骨》，因為其中一個主要故事是寫陳夢家的。因陳夢家而涉及他的夫人趙蘿蕤，再從趙蘿蕤蔓延到《一滴淚》作者，所以才有對巫先生的專訪。何偉的研究精神實在令人欽佩。他不但訪問了陳夢家、趙蘿蕤的親友，而且連領頭迫害陳夢家的人也不肯放過。由於陳夢家打成「右派」的罪狀是他反對文字改革，何偉竟遍訪與文字改革有直接關係的人，包括一位九十多歲老先生；他對有關陳夢家的每一件事都非追到水落石出不止。這件事恰好又與吳宓發生了瓜葛，讓我引兩條日記為《甲骨》一書添一點有趣的證據。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吳宓記道：
午飯時，接張天授剪寄(1)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上海《文匯報》陳夢家撰〈慎重一點改革漢字〉文，(2)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上海《文匯報》專電〈首都學術界激烈爭論「漢字要不要改革？」記〉。即覆函申謝。宓讀此剪報，始知宓一向太過慎重，太為畏怯，愧對自己平生之志事矣。即致唐蘭、陳夢家一函，述感佩之意。寫示「不死驚看漢字亡」一詩。（第三冊，頁88-89）
吳先生是誓死捍衛漢字的，陳的文章和唐的發言給他陡然增添了無限的勇氣，竟寫信去支援。但八月十六日他在日記中說：
北京有陳夢家，以反對文字改革為其罪。按宓於五月二十日致唐蘭、陳夢家一函，似因漿糊潮濕，郵票脫落，該函竟以「欠資無人收領」退回，宓倖免牽連矣。然宓自愧不如夢家之因文字改革而得罪也。（同上頁，152-153）
吳先生因「郵票脫落」而倖免打成「右派」的可能，這種事實在太巧了。但他並不「自幸」，而是「自愧」，這又是他「殉道」精神的充分體現。巫先生便是和陳夢家同時落入「陽謀」的陷阱的。
何偉「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尚不止此。由於甲骨的發現地是安陽，他親到安陽考古站訪問，希望找到和陳夢家相識的考古人員。皇天不負苦心人，他終於在那裡找到了一位已退休的老楊，老楊是當時看守陳夢家的人員之一，他向何偉回憶了陳自殺前後的一些事蹟。但是何偉並不照單全收，他要和其他的採訪資料互相比勘，才試作推斷或存疑。更不可思議的是，為了進一步理解安陽發掘，他竟於二○○一年十二月親至台北中央研究院訪問了百齡老人石璋如先生，因為他是當年參加發掘的僅存人證了。
只有介紹了《甲骨》一書是怎樣寫成的，我們才能認真對待何偉對巫先生的專訪。巫先生初到燕京大學時，暫時寄居在陳夢家、趙蘿蕤的家中，直接和陳先生交往過，並且親身聽到他說：「這是『一九八四』來了，這麼快！」這一切何偉早已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是有備而來的。但何偉此書並不是專寫陳夢家一人；他不過是借陳的個案為線索，來探索在黨天下的蹂躪下，幾代中國知識人是怎樣活下來的。因此他每訪一位與陳有關的人，除了蒐集資料之外，筆鋒一轉，便以被採訪者為主體；對於巫先生，他也是如此。被採訪者對於中共一浪高於一浪的「運動」，特別是「文革」，反應各有不同。他只作現象學的描述，不下任何道德判斷。但對於巫先生，他顯然另眼看待。他說，他特別尊敬巫先生的寧靜。正是由於內心的寧靜，他才能在回憶錄中把自己的經歷清理出來，並循此而尋求其苦難人生的意義所在。在這一方面《一滴淚》體現了極高的價值。何偉也很想知道：巫先生怎樣在監獄和勞改營中還能保持住堅韌的精神。巫先生說，他常常想到杜甫、莎士比亞和狄倫．托瑪斯。他特別引了托瑪斯〈死亡也一定不會戰勝〉的詩句，也就是他在《一滴淚》中譯出的幾句：
當筋疲腱鬆時在拉肢刑架上掙扎，
雖然綁在刑車上，他們卻一定不會屈服；
死亡也一定不會戰勝。
（見第三章）
這又再一次證實了上面關於他的精神世界源頭的推測。
巫先生對於「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的人生並不悔恨，他對何偉說：
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或反右運動，我也許會是一個更有成就的學者，也許我會寫出幾部有關英、美文學的專著。但是那又怎麼樣呢？關於這一方面的專書早已汗牛充棟了。《一滴淚》也許是一部更重要的作品。（p.456）
我完全同意巫先生的看法。王國維曾引尼采的名言：「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人間詞話》卷上）《一滴淚》便是「以血書者」，巫先生以「受難」的全部人生為中國史上最黑暗時代作見證，這是他個人的不朽的盛業，然而整個中華民族所付出的集體代價則是空前巨大的。我不禁想起了趙翼的兩句詩，引之以為序文的結語：
國家不幸詩家幸，吟到滄桑句便工！二○○六年耶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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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萬中國人的墓碑
2012年12月11日
Keystone via Getty Images
1958年的一片稻田，現在是廣東省的一部分。
1962年夏，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曾警告毛澤東，“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 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劉少奇視察了他和毛澤東的家鄉湖南，這裡有近100萬人死於饑荒。有些人靠吃死屍，或者殺人、吃人肉活了下來。《墓碑》 (Tombstone)對這場歷史上最嚴重的大饑荒進行了研究，此書發人深省。楊繼繩在書中得出的結論是，從1958年到1962年，共有3600萬中國 人死於饑荒，還有4000萬人應出生而沒有出生，這意味着“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大約7600萬”。
對於大饑荒，此前也有很好的研究成果，最近也有一本出色的作品，馮客(Frank Dikötter)所著的《毛澤東的大饑荒》(Mao’s Great Famine)，但楊繼繩的研究意義重大，因為他生活在中國，並且大膽而嚴謹。他寫道，毛澤東的統治“實現了‘政教合一’……一切不同意見都被當成異 端……極權制度造就恐懼和謊言，恐懼和謊言又是這個制度賴以運行的基本條件”。他說，這種政治體制“使民族性墮落”。
楊繼繩出生於20世紀40年代，是一名經驗豐富的著名記者，也是一名共產黨員。在我引述下面的句子之前，請不要忘記，毛主席的巨幅畫像還掛在北京故 宮的大門前，人們從天安門廣場的每個角落都能看見，毛澤東做過防腐處理的遺體還躺在天安門廣場上精心建造的紀念堂里。雖然公眾對毛澤東仍然尊敬有加，楊繼 繩卻敢於直視這個主席的真面貌，他說，“毛澤東身處高位以後，在中國王權文化傳統浸潤中，在列寧、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框架里，儼然以帝王自居”， 毛澤東在審定口號時，“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這一條。”兩年前，楊繼繩在接受記者張彥(Ian Johnson)的採訪時評價道，他認為大饑荒“是中國當時的極權制度的一部分，罪魁禍首是毛澤東”。
楊繼繩寫道，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他就開始仔細閱讀通常不對外公開的官方檔案，其中包括大饑荒所造成的破壞的機密報告，他還閱讀了官方殺害抗議者的記錄。他也找到了關於人吃人的記載，還採訪了一些靠吃人肉存活下來的人。
關於中國的數據一向都很讓人瞠目結舌，所以楊繼繩舉了一些例子，幫我們理解3600萬死亡人數的概念。他寫道，“相當於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 450倍”，並且“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他認為，其“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他還指出，二戰死亡人數在4000萬到5000 萬人，但是在七、八年間發生的，而中國大饑荒中的大部分死亡都“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這場饑荒既不是發生在戰爭時期，也不是發生在自然災害時期。中 國極少會提及大饑荒，而在提及時，又總是把責任歸咎於惡劣的天氣和俄羅斯的背棄，楊繼繩引述了大量材料證明這兩點都不成立。
楊繼繩在書中對發生在河南省信陽地區的事情進行了最為詳細講述，其狀況非常令人吃驚。信陽地區物產豐富，是“河南經濟條件最好”的地區之 一，1958年，當地共有850萬人口。毛澤東的政策迫使農民們放棄自己的私有土地，在公社裡共同勞動，他們被迫把幾乎所有的東西都上交給國家，要麼用來 供給城市，要麼用來增加出口（這種做法很瘋狂）。而國家分配給農民的糧食只夠食用幾個月。據楊繼繩統計，單在信陽地區，死亡人數就超過了100萬。
毛澤東宣稱，在農業集體制和公共食堂的新秩序下，家庭不再是必需的了。劉少奇以完全阿諛奉承的態度表示了認可：“家庭是一個歷史上產生的現象，也會 消滅的。”糧食生產直線下跌，公社食堂垮了。隨着收成急劇下降，周恩來和其他領導人向毛澤東保證，農業生產實際上在飆升，楊繼繩將這些高官比作“兇惡的鷹 犬”。毛澤東本人宣布，在新的分配製度下，糧食產量還能成十倍、百倍地提高。“讓農民們再吃半年糠和野菜，”他說，“在一兩年，最多三年的困難時期過後， 情況將會好轉。”
一位當時報道信陽情況的記者，目睹了老百姓深陷絕境的慘狀。多年以後，他告訴楊繼繩，他看到一名黨委書記以當地的美食招待客人，在大饑荒時期，幹部 們都吃的不錯。然而他知道，記錄真相的人會有怎樣的下場，所以他什麼也沒說：“我怎麼敢寫內參啊？”劉少奇的確對抗過睚眥必報的毛澤東，於是在文化大革命 期間，劉少奇被指控為叛徒、內奸。他被開除黨籍，在無人照料的情況下，寂寂無名地孤獨死去。
當然，《墓碑》在中國內地已經被禁，不過2008年，這套兩卷本的煌煌巨著得以在香港出版。該書的盜版版本和網絡上的概要版，很快就溜過邊境進入中 國內地。該書英譯本的篇幅雖然也很長，但大約只是中文原著的一半。本書的譯者，斯泰茜·莫舍(Stacy Mosher)和郭建可謂妙筆生花。他們說，自己的目的和作者一樣，就是“全面展示這場悲劇的所有恐怖”，並以既易於普通讀者閱讀、又能為專家提供信息的 方式，翻譯楊繼繩的調查分析成果。在這塊可以閱讀的“墓碑”上，有很多事我需要了解。
楊繼繩寫道，把這本書命名為“墓碑”的原因之一，是為了緬懷把他像親生兒子一樣撫養長大、於1959年餓死的伯父。那個時候，作為一位共產黨的虔誠 信徒，他對全國總體情況的惡劣程度一無所知，楊繼繩覺得，無論每件事有多麼艱難，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新秩序的戰鬥中的組成部分。成為一名年輕的記者後，他在 工作中發現官方的秘密，信仰開始鬆動。不過，他真正的“覺醒”發生在1989年民運遭到鎮壓之後：“年輕學生的鮮血，把我的頭腦里過去幾十年接受的種種謊 言洗刷一盡。”這是勇敢的言論。在中國的互聯網上，與“天安門”有關的詞句依然會受到屏蔽。
今天，楊繼繩斷言，“無論是當權者還是普通百姓，從心底里都知道極權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他希望《墓碑》能夠去除“權力強製造成的健忘症”，激勵 國人“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儘管楊繼繩對民主的崛起抱有謹慎的希望，但他最終還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儘管中國實現了經濟和社會制度的轉型，但這個勇敢的 人還是總結道，“政治制度依然沒有變。”《墓碑》沒有直接挑戰中國現政權，作者也沒有參加有組織的運動。所以，與諾貝爾和平獎(Nobel Peace Prize)得主劉曉波不同，楊繼繩沒有被判處長期徒刑。然而，他作品已經讓毛澤東以及在他幫助下建立起的政黨利劍穿心。
對於大饑荒，此前也有很好的研究成果，最近也有一本出色的作品，馮客(Frank Dikötter)所著的《毛澤東的大饑荒》(Mao’s Great Famine)，但楊繼繩的研究意義重大，因為他生活在中國，並且大膽而嚴謹。他寫道，毛澤東的統治“實現了‘政教合一’……一切不同意見都被當成異 端……極權制度造就恐懼和謊言，恐懼和謊言又是這個制度賴以運行的基本條件”。他說，這種政治體制“使民族性墮落”。
楊繼繩寫道，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他就開始仔細閱讀通常不對外公開的官方檔案，其中包括大饑荒所造成的破壞的機密報告，他還閱讀了官方殺害抗議者的記錄。他也找到了關於人吃人的記載，還採訪了一些靠吃人肉存活下來的人。
關於中國的數據一向都很讓人瞠目結舌，所以楊繼繩舉了一些例子，幫我們理解3600萬死亡人數的概念。他寫道，“相當於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 450倍”，並且“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他認為，其“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他還指出，二戰死亡人數在4000萬到5000 萬人，但是在七、八年間發生的，而中國大饑荒中的大部分死亡都“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這場饑荒既不是發生在戰爭時期，也不是發生在自然災害時期。中 國極少會提及大饑荒，而在提及時，又總是把責任歸咎於惡劣的天氣和俄羅斯的背棄，楊繼繩引述了大量材料證明這兩點都不成立。
楊繼繩在書中對發生在河南省信陽地區的事情進行了最為詳細講述，其狀況非常令人吃驚。信陽地區物產豐富，是“河南經濟條件最好”的地區之 一，1958年，當地共有850萬人口。毛澤東的政策迫使農民們放棄自己的私有土地，在公社裡共同勞動，他們被迫把幾乎所有的東西都上交給國家，要麼用來 供給城市，要麼用來增加出口（這種做法很瘋狂）。而國家分配給農民的糧食只夠食用幾個月。據楊繼繩統計，單在信陽地區，死亡人數就超過了100萬。
毛澤東宣稱，在農業集體制和公共食堂的新秩序下，家庭不再是必需的了。劉少奇以完全阿諛奉承的態度表示了認可：“家庭是一個歷史上產生的現象，也會 消滅的。”糧食生產直線下跌，公社食堂垮了。隨着收成急劇下降，周恩來和其他領導人向毛澤東保證，農業生產實際上在飆升，楊繼繩將這些高官比作“兇惡的鷹 犬”。毛澤東本人宣布，在新的分配製度下，糧食產量還能成十倍、百倍地提高。“讓農民們再吃半年糠和野菜，”他說，“在一兩年，最多三年的困難時期過後， 情況將會好轉。”
一位當時報道信陽情況的記者，目睹了老百姓深陷絕境的慘狀。多年以後，他告訴楊繼繩，他看到一名黨委書記以當地的美食招待客人，在大饑荒時期，幹部 們都吃的不錯。然而他知道，記錄真相的人會有怎樣的下場，所以他什麼也沒說：“我怎麼敢寫內參啊？”劉少奇的確對抗過睚眥必報的毛澤東，於是在文化大革命 期間，劉少奇被指控為叛徒、內奸。他被開除黨籍，在無人照料的情況下，寂寂無名地孤獨死去。
當然，《墓碑》在中國內地已經被禁，不過2008年，這套兩卷本的煌煌巨著得以在香港出版。該書的盜版版本和網絡上的概要版，很快就溜過邊境進入中 國內地。該書英譯本的篇幅雖然也很長，但大約只是中文原著的一半。本書的譯者，斯泰茜·莫舍(Stacy Mosher)和郭建可謂妙筆生花。他們說，自己的目的和作者一樣，就是“全面展示這場悲劇的所有恐怖”，並以既易於普通讀者閱讀、又能為專家提供信息的 方式，翻譯楊繼繩的調查分析成果。在這塊可以閱讀的“墓碑”上，有很多事我需要了解。
楊繼繩寫道，把這本書命名為“墓碑”的原因之一，是為了緬懷把他像親生兒子一樣撫養長大、於1959年餓死的伯父。那個時候，作為一位共產黨的虔誠 信徒，他對全國總體情況的惡劣程度一無所知，楊繼繩覺得，無論每件事有多麼艱難，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新秩序的戰鬥中的組成部分。成為一名年輕的記者後，他在 工作中發現官方的秘密，信仰開始鬆動。不過，他真正的“覺醒”發生在1989年民運遭到鎮壓之後：“年輕學生的鮮血，把我的頭腦里過去幾十年接受的種種謊 言洗刷一盡。”這是勇敢的言論。在中國的互聯網上，與“天安門”有關的詞句依然會受到屏蔽。
今天，楊繼繩斷言，“無論是當權者還是普通百姓，從心底里都知道極權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他希望《墓碑》能夠去除“權力強製造成的健忘症”，激勵 國人“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儘管楊繼繩對民主的崛起抱有謹慎的希望，但他最終還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儘管中國實現了經濟和社會制度的轉型，但這個勇敢的 人還是總結道，“政治制度依然沒有變。”《墓碑》沒有直接挑戰中國現政權，作者也沒有參加有組織的運動。所以，與諾貝爾和平獎(Nobel Peace Prize)得主劉曉波不同，楊繼繩沒有被判處長期徒刑。然而，他作品已經讓毛澤東以及在他幫助下建立起的政黨利劍穿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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