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了，楊牧；一次致敬式的對話——懷念詩人兼學者楊牧( 陳平原)

13、14兩天，在Facebook 約讀20篇引詩，沒收，覺得可惜。

Milan Lee

【別了，詩人】

2011年11月，電影系列「他們在島嶼寫作 1」在港首映，詩人楊牧伉儷來港出席了一系列活動。
一個下午於九龍尖沙咀一書店作閲讀與創作演講後，詩人應讀者熱烈的要求朗讀詩作，他選取了一書寫於我城的作品，並分享了與我城有趣的點滴。

1991年楊牧參與香港科技大學的創建，來港任文學教授（1991- 1994）。
專心致志鑽研學問、潛心教學、醉心創作的詩人學者，藏身於山明水秀風光明媚景色如畫的清水灣校園，三年間僅離校訪旺角鬧市一次。斯時詩人以弱弱的聲線笑意盈盈說著往昔故事時神態不無腼腆，全場聽眾對詩人駐留校園的深閨也莫不哇然。

駐留我城的一千個日子，詩人筆下作品如〈故事〉、〈樓上暮〉、〈亭午之鷹〉、〈十二月十日辭清水灣〉、〈一定的海〉等，「海洋」（潮水、水等）的意象透著空靈，繁茂豐滿，琳琅羅列，目不暇給，這豈非寄寓於淸水灣的天高海濶目視水之湄的早潮晚汐，汲取了處處盡現的靈光的呈現。

土地有情，離去依依，詩人寫下了〈十二月十日辭清水灣〉一詩，告別我城。

我探首看崖下潮來潮去
讓記憶擱淺在那裏。正午
窗子裏空氣虛構一種寧靜
花瓣無懈可擊，紛紛拋落針織
刺繡上，暗微的香氣洴澼浮沉
湧進我多風的心裏
光影在石礁一帶遊戲。遙遠
水鳥各自東西，隨我的意志
翻飛，有些在夢的邊緣失落
有些自動回歸。山勢略顯憂愁
傾斜若時間之餘韻
太陽在翳紅與蒼黃間忐忑滑行

別了，詩人。

林淇瀁

從「葉珊」到「楊牧」

楊牧先生昨日辭世，我發了一篇敬悼小文。今天看到梁景峰教授留言：「可否請問為何他有兩個筆名 ？」

景峰教授是1970年代鄉土文學的推動者之一，也是台灣民歌運動的參與者，曾改寫詩人陳秀喜詩作〈台灣〉為〈美麗島〉歌詞，交由李雙澤作曲，傳唱至今四十多年。他長期任教於淡江大學(現已退休)，研究主題與專長以德國文學、臺灣文學為主。曾經翻譯《白萩詩集》德文版，著有《鄉土與現代：臺灣文學的片斷》、《風景的變遷：德語文學評論選》，編有《日據下臺灣新文學──詩選集》。對於台灣現代詩的發展其實了然於胸，他的詢問，一時之間也考倒我了。

花了一點時間，重新翻找楊牧先生著作，做了一些可能還是很粗疏的勾稽，回覆相識於1976年的景峰教授如下，一併提供給臉書朋友參考：
.......................

景峰兄：
這問題真正有資格回答的是已辭世的楊牧先生。
以下純屬我的想法，提供您參考：
1. 柏克萊精神的啟發：楊牧是在1972年廢棄筆名「葉珊」，這之前他在美國柏克萊大學攻讀博士時，受到反越戰風潮的啟發，促使他產生「睜開眼睛，更迫切地觀察社會和體認社會……介入社會而不為社會所埋葬」(〈柏克萊精神〉)的內在思維轉變，因而也有了創作風格重新調整的表現。
2. 創作生命的自我挑戰與求變：1971年楊牧以「葉珊」為筆名出版的最後一本詩集《傳說》，在〈前記〉中就透露他想要「在瞬息變化中不斷地駁斥，否決，摧毀──摧毀自己的過去」的創作態度；1972年他在《純文學》雜誌第62期發表〈年輪〉，正式啟用筆名「楊牧」；其後於1976年結集出版第二本散文集《年輪》的〈後記〉也提到「我對散文曾經十分厭倦，尤其厭倦自己已經創造了的那種形式和風格。我想，除非我能變，我便不再寫散文了。」又說：「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不變即是死亡，變是一種痛苦的經驗，但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實。」這是他告別《葉珊散文集》，突破「葉珊文體」的告白，也間接道出了他改名「楊牧」的原因。
3. 從「從母姓」到「從父姓」的考量：楊牧本名「王靖獻」，為家中長子，從母姓；父親楊水盛，弟與妹皆從父姓。筆名「葉珊」係自取，1972年更改筆名「楊牧」，或有追念父親的考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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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 一次致敬式的對話——懷念詩人兼學者楊牧

原創 陳平原 論文衡史今

楊牧先生（1940-2020）[圖片來源：聯合新聞網]

編者按

台灣著名詩人、學者楊牧先生於2020年3月13日在台北病逝，為表達對楊牧先生的哀思，本公號特推送陳平原教授撰寫的紀念文章。感謝陳平原教授授權推送。

一次致敬式的對話——懷念詩人兼學者楊牧

陳平原

昨天傍晚，微信群裡出現楊牧先生去世的消息，我立即上網檢索，很快看到：“據楊牧作品出品方'理想國'消息，台灣詩人楊牧於3月13日下午在台北市國泰醫院去世，享年80歲。楊牧曾於2013年接受新京報專訪，談了談他的詩歌，以及他關於文學寫作的理念。”緊接著的，就是初刊2013年5月29日《新京報》的專訪《楊牧：“文學沒辦法讓你為所欲為”》。舊文重刊，刪去“日前第一次在北京公開場合與讀者們見面”的引言，以及第一段對話：

新京報：先談談參加完幾場活動的感受？

楊牧：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北京大學和陳平原、杜維明兩位老師的活動。大家談的還不錯，年輕人的問題也很有意思。我大概32年前去過北大，那次只是參觀，這次比看風景有意義得多。

當初報導需要交代語境，七年後重刊，刪去這段閒言也無不妥。只是作為當事人，我敝帚自珍，對於自己曾有機會當面向楊牧先生致敬，還是頗為得意的。此前在台北的中研院文哲所座談（那時他兼任文哲所所長），此後在花蓮他家附近接受宴請（2014年10月24日），中間幫助協調著作在大陸出版事宜，都只是泛泛之交。真正稍為深入楊牧先生的詩歌及學問的，是那次意外的對話機會。

2013年5月26日，在由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主辦、騰訊文化等協辦的“朝向一首詩：楊牧詩歌之夜”上，我有機會與楊牧先生做了一場致敬式的對話。我不寫詩，也不做詩歌研究，本無對話資格，純粹因為活動前兩天，計劃臨時變更。楊牧的老同學、也是此次活動的主持人杜維明先生不太熟悉大陸文學界的狀態，加上時間緊迫，臨時找人很麻煩，於是讓助手給我寫信：“楊牧教授那邊覺得，可能他一個人講比較悶，更希望能與跟您對談，或者以您提問、他回答的方式，來展開相關話題的討論。”好在我對楊牧先生略有了解，匆促上陣，就從我最初讀他的學術著作《鐘與鼓——〈詩經〉的套語及其創作方式》的感受說起，現場效果不錯，楊牧先生也很滿意，除了接受《新京報》時刻意提獎幾句，回台後還專門來信致謝。

關於這場對話，2013年6月5日《中國藝術報》做了專題報導，題為《詩人，何以在大學安身——楊牧對話陳平原談詩歌教育及其他》(何瑞涓)。轉載於此，以為紀念。

詩人，何以在大學安身

——楊牧對話陳平原談詩歌教育及其他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6月05日10:29

來源：中國藝術報何瑞涓

霜花滿衣，一隻孤雁冷冷地飛過

古渡的吹簫人立著——回東方來

——楊牧《招魂——給二十世紀的中國詩人》

對話人：

楊牧，台灣著名詩人、散文家、學者

陳平原，北大中文系教授

對於寫詩的人來說，楊牧的名字大概並不陌生。楊牧是詩人，也是學者，五十多年前就已經開始創作、翻譯，曾用“葉珊”的筆名寫詩，創作了《水之湄》《瓶中稿》 《北斗行》 《時光命題》 《涉事》等詩集及散文集。杜維明，新儒家學派的代表，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兩人認識已經54年。那時，他們在東海大學求學，先後師從徐復觀、牟宗三等前輩名家。在杜維明心目中，楊牧是這樣的人：“很多人說他是一個浪漫的詩人，他確實是浪漫的詩人。但是他的人文關懷是非常強烈的，在寫作裡面有很多人文的關懷。”

說到寫詩，楊牧說，之所以寫詩，大概是跟小時候生長的地方有關係的，或許這也是一個藉口，並不是自己要作詩，而是因為自己受了山、水、雲、海等等的感染，促使他思考觀察大自然與人的情感。楊牧平時的工作是做比較文學研究與教學，他並不只關心文本上的文字，而是常常把自己的頭腦從文本支開，到書和文字以外的地方去。這個時候楊牧是快樂的，他說：“就像我有兩張桌子可以換來換去，這張桌子厭倦了之後就換另一個桌子，到那邊從事知識分子的工作”。楊牧認為，詩人、畫家等都可以是知識分子，就看他心裡的抱負有多大，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很多年來，常常會有人問楊牧：你為什麼要選擇做一個知識分子，同時你又要寫詩，詩和知識不是有一點衝突嗎？楊牧認為，“知識分子不只是看書而已，看書的目的是為了走出來的時候能看明白天下發生了什麼事情。”

5月26日，在由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主辦、騰訊文化等協辦的“朝向一首詩：楊牧詩歌之夜”上，在杜維明的主持下，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與台灣詩人楊牧展開了一場輕鬆的對話。

詩歌教育：在中文系，還是應該從文學史開始

陳平原：其實楊牧先生主要是以詩歌著稱，不是以學術著稱的，一般人認為詩人才華橫溢，但是詩人的學問是不太可靠的。我讀了楊牧先生的著作之後，確實覺得這個人是有學問的，是學院派的詩人。我對楊牧詩歌的理解受惠於我的一位朋友，他對楊牧崇拜得五體投地，總是說楊牧是現代漢語詩史上最偉大的詩人，而且不允許我加之一。我在台灣的朋友說過一段話特別令我受感動，他說楊牧先生的詩的寫作，讓我們知道尊重知識，知道寫詩有一種精神系統在裡面，而不是一觸即發的行為。

作為一個大學教授，我關心的是難得有這樣博學的詩人，難得有這樣文人氣質的教師。幾年前我做過一個演講，題目是“文學如何教育”。對於我來說，教書最大困惑就是上世紀初我們把西方教育制度裡的文學教育體制搬到中國以後，以文學史為中心來展開文學教育，留下了一大堆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在中文系科班訓練出來以後，知識很豐富，但是趣味很貧乏，讀書、讀作品的能力遠遠不及對文學知識的掌握。我有一本書就叫《假如沒有文學史》。我一直考慮一個問題，假如沒有文學史文學是什麼樣子？我考慮過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教小說寫作，我討論過顧隨在輔仁大學教詞，我特別好奇的是楊牧先生在香港科技大學教文學是怎樣教的，怎麼樣讓學生了解詩，欣賞詩，如果有可能的話，甚至也寫詩。

楊牧：在中文系，還是應該從文學史開始，我覺得一個學期、兩個學期或者四個學期的課都不算太多，尤其是中國文學史。西方的英文學史比較乾淨，假如是外文系文學史的話，兩個學期可以把梗概弄清楚。文學史的觀念應該是基礎。我也觀察到有些非中文系的學子對文學史完全不管，看到一個句子也指不出來有典故在裡頭，而那個典故重要得不得了。

陳先生問我怎麼教詩。比如現在這首詩：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要真的進入文本詳細地分析，進入每一個文字，把每一個字統統弄得水落石出，至少要看看為什麼是千山，為什麼鳥要飛，為什麼絕，絕和滅裡包含著什麼樣的含義，千山和萬徑有怎樣的對比，等等。詩確實不能說“好，就是很好，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如果這樣，幾次下來學生對文學就一點興趣都沒有了，你要慢慢地講給他聽。

我想教學對於我們來說是千辛萬苦的，可是那種快樂要比不懂詩的人要多。很多人不懂文學、不懂詩，只是努力地解析小說裡面的人文關懷、對社會的摧殘、人間的爭議。那些當然也是文學的討論，也是倫理的關注，可是只要你看不懂那種文字的跌宕、為什麼要把長句變成短句、為什麼要做那麼多韻律……這些不能解釋出來的話，學生當然覺得讀詩還不如讀小說。

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曾說不要用典故。典故還是可以用的，作詩不能真的沒有典故，典故是有力的，可以使你在兩行三行之間就傳達出一首詩、三首詩、五首詩不同的意義。比如《歸去來兮辭》 “胡不歸” ，你查字典可以知道胡是什麼意思，不是什麼意思，歸是什麼意思，可是你再想想這個句子是從哪裡來的？是從《詩經》裡來的，接下來一句是“微君之故” ，整個意思連在一起後的東西統統走到你前面來。我覺得教書的人一堂課有15分鐘講典故，一點都不會傷害學生，而是會幫他們找到方向。

陳平原：我在大學教文學，深知這個潮流的變化。上世紀30年代在北大課堂上，俞平伯先生講詞講到“人比黃花瘦”，他很激動地描述了大半天，沉默了一陣，搖頭說：“真好，你問我為什麼好，我說不出來。”所有人都跟著他搖頭說“真好”。這時一位歷史系過來的先生，這位先生後來成為著名的歷史學家，他說：“好在哪裡，你說出來呀！”中文係就是這樣，老說不出來，讓我們去體會。北大有這個傳統，一直走下來，可是這個傳統後來受到挫折，講詩漸漸變成學問，越來越往實證方向走。我聽見的最後一代像詩人講課的老師是林庚先生，林庚先生的學生袁行霈先生還能夠這麼講，在課堂上基本上用審美的態度讓學生進入情境，之後的包括我這一類的越講越不像文學，越來越像史學文化研究。

體制中的詩人：院長不是管院系，而是要代表教授去對付校長

陳平原：陳芳明給您做七十大壽時的一篇序我特別感興趣，他說，楊牧先生孜孜不倦地致力於詩學的創造，進可干涉社會，退可抒發情感，兩者合而觀之，一位重要詩人的綺麗美好與果敢氣度，儼然俯臨台灣這海島。一般人認為詩人不介入或者不太介入政治，除了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詩人有這個傳統，後面的詩人都是比較清高的。可是楊牧先生的詩歌為什麼會給台灣的讀者這麼一個印象？他不是一個怒目金剛式的詩人，但他是有情懷、有社會責任的詩人。這樣的詩人回到了台灣做東華大學的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後來又到了台灣“中央研究院”當文哲研究所所長。我就想一個問題，一個特立獨行、才華橫溢的詩人進入體制，成為一個所長，他面對這麼龐大的學術機器的時候怎麼辦？我之前也當了四年的中文系主任，我特別痛苦地感覺到這個問題，一個特立獨行的學者一旦進入體制面對的是左右為難。

楊牧：做院長應該可以有兩種途徑，一個是做院長，代表校長去管院系；另外一個你要做院長，是代表院裡的教授去對付校長，做大家的代表把意思表達給校長。我選擇做第二種，不是去管人家，我也不知道到底做得好不好。

在台灣“中央研究院”大致上也是一樣，我那時候感覺到創作上是慢下來了的。我一生最快樂的事是可以去做學問，在做兩三年以後又可以回到創作上來，非常愉快地循環來回地工作。可是在台灣“中央研究院”的時候這條路走得有點緊張，詩做不下去了。後來我想到一個辦法，就是去做翻譯，因為翻譯不需要什麼靈感，文本總是在那裡，不管是哲學、文學，還是詩、小說的文本，它總是在那裡。我只要有空的時候，有點破碎的時間，就做一些文學的思考。

詩人的產生：不是橫空出世，大學對詩人成長是有用的

陳平原：詩人既需要有才華，也需要激情，需要想像力，需要情懷，需要鍛煉，詩人在產生的過程中學院到底能不能起作用？大學體制對詩人成長有沒有意義？北大是特殊的學校，從五四開始迄今為止詩的寫作一直沒有斷。如果沒有這個傳統，大學一般會認為詩人不能培養，很多詩人成名之後也不太承認大學對他們的意義。可是讀您的整個傳記，您在再三強調大學對您寫詩的影響。我有一個研究生做論文，寫《一個詩人的完成——論楊牧先生的東海故事》，專門談你怎麼回憶東海，回憶某一個英文老師，回憶其他先生，回憶具體的課程，講到徐復觀先生教您韓柳文，而且專門講評《平淮西碑》，兩三篇古文能講一個學期，諸如此類。一個大學能夠給詩人這樣的滋養！我們讀楊牧先生的詩和別人的詩不太一樣的地方，是明顯感覺到中國傳統文學的興趣、修養，包括您說典故、文本和文本背後的許多情懷。您寫的好多詩，能感覺到與中國古代詩人隔著千年時空在對話。一般詩人都強調自己橫空出世，不太願意承認在大學裡接受了中文系的訓練，楊牧先生沒有這樣的論述，讓我很感動，不知道能不能同時也給我們講一點點徐復觀先生的事？

楊牧：我記憶裡面第一次上徐先生的課，我大一，杜維明老師那個時候大三。徐先生開的是“中國人性論史”，課程是給大三學生開的，不是給大一的。我現在還記得徐先生講課的時候，拿一支粉筆在黑板上一直敲。我聽不大懂，下課後就問維明，我說你知不知道剛才老師在說什麼？他就給我講，一下子講二三十分鐘。

有一天徐先生叫我去他家，問：你要不要轉中文系？我說剛剛轉了外文係了，有五年才能畢業。但是這對我的鼓勵非常大。我選了很多中文系的課，包括剛才講的韓柳文，韓柳文本來不是徐先生教的，有一個姓高的老師，他教了一段就生病了。徐先生只教了《柳州羅池廟碑》《平淮西碑》，我一直在很認真地聽，一定要把它聽懂，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事情。雖然我學不到古文的那些功夫，但是知道古文內部那些力量，那些“骨骼”，那些“肉”，這對我們學白話文有極大極大的好處。要把白話文學好，只學這一百年來的最好的白話文大家的風格是不夠的，還是要回去學韓柳文，至少把《古文觀止》看一遍，真正體會一些東西。

大學裡面真的可以教學生創作嗎？我的第一個學校，就有這樣的課，年輕的詩人在一起，有兩三位老師帶著大家討論，把一個人的詩影印了發下來，一起批評、讚美或者是譴責他怎麼會寫得這麼糟糕。我覺得這樣的教學方式是有用的，假如說我一個人對著一本詩集這樣教一個下午，也講不出什麼東西來，可是一個班有20個人，他的詩拿出來，印好了，大家聯合起來給他意見，我想這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