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阿城出版了"不少"定價不菲的書。
與阿城有關的日子丨馬東
著名作家阿城的傳奇經歷
王朔能瞧得上的人沒幾個，但他曾經說：
阿城，我的天，這可不是一般人。史鐵生拿我和他並列，真是高抬我了。北京這地方每幾十年就要有一個人成精，這幾十年成精的就是阿城。我極其仰慕其人。若是下令，全國每人都必須追星，我就追阿城。
阿城，原名鍾阿城，1949年清明節生在北京，原籍重慶江津。阿城的父親叫鐘惦棐，當年從成都去了延安，建國後曾在中宣部文藝處負責電影工作。
阿城在家中行二，上邊有一個哥哥，下邊有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他諸事不爭，唯獨吃肉，寸土不讓。阿城吃起肉來，眼放綠光。小時候時家裡窮，偶爾吃頓肉，會把一塊肉平均分成五塊，肉上拴線，熟了以後，大家找自己的線，分頭拎著吃。
每次他吃完自己的，就開始盯著妹妹的，他總覺得妹妹一個女孩兒，肯定吃不了那塊肉，應該能給他留點。
阿城的童年過得不太順，三歲時就染上了肺結核。八歲時，父親在《文匯報》上發了一篇《電影的鑼鼓》，隨後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免職，行政級別從10級降到了17級，去了渤海邊的勞改農場管廁所。
他們一家留在北京，從中宣部機關宿舍被趕到了振興巷6號一個大雜院。母親一個人拉扯五個孩子，同時還供著姥姥和正在上大學的舅舅，實在拮据，有時要靠賣書維持生計。
阿城初中時去練游泳。教練說：「家裡供不起每天二兩牛肉的，以後就不要來了。」他就沒有再去，自己跑到玉淵潭去遊野湖了。
父親被打成右派後，阿城做什麼都沒資格了，在學校被邊緣化，沒有尊嚴，不能去天安門受毛主席接見，只能去琉璃廠翻翻古書，看看字畫兒，研究研究古玩。
反倒因禍得福，學了不少東西。阿城說他永遠感謝舊書店，小時候見到的新中國淘汰的書真是多，古今中外都有，雖然便宜，但還是一本也買不起，就站著看。店裡的伙計都很好，從不管他，要是有的書擱得高了，還會幫他夠下來。他的啟蒙，是在舊書店完成的。
阿城在琉璃廠待得很舒服，那種舒服，他還記得，「青磚墁地，掃得非常乾燥。從窗戶看得見後院，日斑散綴，花木清疏。冬天，店裡的爐子上永遠用鐵壺熱著開水，呼出一種不間斷的微弱嘯音。」
他每天混在玉、瓷器、字畫兒、印章這些曾經的生活方式裡，伴著嘯音，一天天長大，一天天學雜。後來他與人聊天，才逐漸意識到自己與同齡人的文化構成已經不一樣了。琉璃廠是阿城的文化構成裡非常重要的部份，他後來總不喜歡工農兵文藝，也與琉璃廠有關。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阿城十七歲，已然一身本領，卻背著「黑五類子女」這口黑鍋翻不了身。1968年，家裡有門路的都留城了，他只能下鄉，輾轉山西、內蒙、雲南三地，前後十一年。
在山西雁北桑乾河邊的一個村子裡，阿城遇到一個叫運來的高三學生，也是北京的，長得像關公，他對阿城說：「像你這種出身不硬的，做人不可八面玲瓏，要六面玲瓏，還有兩面得是刺。」這句話，阿城說他一直受用到現在。
阿城在雲南插隊時還是有過一些快活時光的。當年阿城身體不好，幹不了粗重農活，組織便安排他到10分場的子弟學校去教書。語數外，體美勞，沒有不教的。
每天晚上，大夥兒都會聚到阿城的屋裡，聽他邊抽煙邊講故事，講《基督山伯爵》，講《悲慘世界》，講《老高頭》。煤油燈下，遍地人頭。講到關鍵處，阿城就會停下來休息，順便吊他們，這時就會有人迅速遞上一支春城煙，同時再來一個人趕緊往茶缸子裡倒水。一切就緒，阿城繼續。
當時，阿城的女友羅丹同在農場教書，也是北京知青。從雲南建設兵團回來的人，會傳一些阿城的軼聞。比如他自己手工製作了一個音響，用來聽BBC的古典音樂廣播。他一個人躺在屋子裡聽音樂，可以不吃不喝聽上一天。阿城還穿過邊境，到對面的山上看過美國和平隊放阿波羅登月紀錄片。
阿城愛音樂遠勝文學，他曾帶著三十倍放大鏡專門飛到廣州，只為了在著名的淘街買一個能讀取完整信息的唱針呈超橢圓型的唱頭。，
1979年，阿城回到了北京。剛回去時，阿城只痴楞楞覺得自行車風馳電掣，久久不敢過街。後來，他在中國圖書進出口總公司謀了個活兒，隨後又到公司的《世界圖書》雜誌當「以工代幹」的美術編輯。
羅丹1973年先回了北京，上了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後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當了老師。羅丹一直在等阿城，經常去看他的父母。
那一年，阿城的父親鐘惦棐正式平反，出山任了中國電影家協會常務理事兼書記處書記及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母親也恢復了北京電影製片廠黨委副書記的職務。
十八歲那年，鐘惦棐對阿城說了一句話：「咱們是朋友了。」得知父親要被平反的那天晚上，阿城以一個朋友的立場，說出一個兒子的看法：
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麼這三十年就白過了，作為一個人，你已經肯定了你自己，無須別人再來判斷。要是判斷的權力在別人手裡，今天肯定你，明天還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認為平反只是在技術上產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變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許多對人生的定力，雖然這二十多年對你來說是殘酷的。
1979年，阿城開始幫著父親撰寫《電影美學》。抽空還給北島、芒克等人辦的民間文學刊物《今天》畫插圖。同年，他也在和黃銳說、艾未未等人一起辦「星星美展」，展覽破了中國美術館的紀錄，參觀人數超過十萬人。
後來，阿城和羅丹結婚了。借了同事一間小屋暫住，就在北京美術公司對面，是60年代的簡易居民樓，12平米左右，設施簡陋，生活不便，吃飯得用煤油爐。寫字台上方，掛著一幅阿城臨摹的意大利名畫。小屋未能久住，主人要用房，阿城夫婦搬到了定福莊二外的辦公室，繼續暫住。
再後來，他倆又搬到了德勝門內大街臨街一個大雜院裡的兩間小東屋，屋子有些年頭了，白天和晚上一樣昏暗，柱子、椽子散發著霉氣，但好歹算是落聽了，這是阿城在單位輪換分房所得，14平米。接著，羅丹回娘家生了孩子，是個男孩兒。
阿城愛子，溢於言表：
兒子還小，但已懂得吃他認為好的東西。他認為好的東西真是好東西，而且不便宜。可為父之心，自然希望兒子把世界都吃光。帶他去吃冷食，三根冰棍幾分鐘便吞下去了，眼神淒淒地望著我，哆嗦著說：還要。我就想：等我寫多了，用稿費搞一個冰棍基金會，讓孩子們在伏天都能吃一點涼東西，消一身細汗。
阿城寫《棋王》那兩天，詩人芒克正好在他家借宿。天氣有點冷，阿城的小東屋緊挨馬路，他們經常天沒亮就被無數隻羊蹄子敲馬路的聲音敲醒，芒克不知何故非要半夜趕羊。
阿城告訴他：「這是從塞外趕來的羊，專供北京人吃的，正直奔屠宰場。也只有這段時間才放這些羊進城，不影響交通。你瞧瞧人有多壞，要吃人家吧，還讓人家大老遠的自個兒把肉給背來。」說完轉身又睡了。
1984年7月，阿城的小說《棋王》發表在了《上海文學》七月刊，瞬間引爆全國。阿城的小東屋每天應接不暇，接待全國各地各路文學刊物前來求稿的編輯，有時一天能來好幾撥，一撥能來好幾次，幾天光景竟喝掉五斤茶葉。
《棋王》一開始其實是投給了《北京文學》，被退了稿才給的《上海文學》。阿城說《棋王》是用三四天時間寫出來的，但羅丹回憶，要比三四天更短一些。
據阿城自己說，王一生不是憑空蹦出來的，在生活中確有原型，但不是一個人，而是幾個人湊成的。主要原型是他在雲南景洪農場下鄉時，一個叫何連生的北京知青，那人在景洪下過棋，把當地下棋的全鎮了。
《棋王》最早的結局其實不是現在這樣，現在的結局是《上海文學》嫌調子太灰，讓改的。原先的結局阿城在動筆前給幾個朋友講過（大意）：
多年以後，「我」到雲南出差，聽說王一生已經調到了體委，成了專業棋手，「我」剛進云南棋院，就看見王一生一嘴的油，從棋院出來。「我」和王一生說，你最近過得怎麼樣啊？還下不下棋？王一生說，下什麼棋啊，這兒天天吃肉，走，我帶你吃飯去，吃肉。
一次，又有人來約稿，看到桌上放著一個大陶瓷碟作煙灰缸用，煙頭如山。那人開口問：「抽這麼多煙，胸口憋得慌不憋得慌？」阿城悠然答：「不抽就憋得慌。」
二人一笑。那人除了稿子，還要一份小傳，阿城說我過一天給你。第二天，阿城交了小傳：
我叫阿城，姓鐘。今年開始寫東西，在《上海文學》等刊物上發了幾篇中短篇小說，署名就是阿城。為的是對自己的文字負責。出生於1949年清明節。中國人懷念死人的時候，我糊糊塗塗地來了。半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按傳統的說法，我也算是舊社會過來的人。這之後，是小學、中學。中學未完，文化「革命」了。於是去山西、內蒙插隊，後來又去雲南，如是者十多年。1979年返回北京。娶妻。找到一份工作。生子，與別人的孩子一樣可愛。這樣的經歷不超出任何中國人的想像力。大家怎麼活過，我就怎麼活過。大家怎麼活著，我也怎麼活著。有一點不同的是，我寫些字，投到能鉛印出來的地方，換一些錢來貼補家用。但這與一個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樣，也是手藝人。因此，我與大家一樣，沒有什麼不同。
作家止庵感慨道：「阿城是第一個讓我感到中文之美的作家。」
「大象公會」創始人黃章晉也五體投地：「阿城的文字在我讀過的中國作家中文字最為儉省、凝練，我認為克制是一種了不起的境界，因此，王朔、馮唐與阿城中間隔著一條寬闊的長安街，而且還沒有斑馬線。」
陳丹青說得最明了：阿城是「作家裡的作家」。
過了一年，羅丹被組織安排到二外的姊妹學校日本京都大學去教一年漢語，走前她還在擔心：「走上一年，這屋裡又該下不去腳了。」
1985年，阿城已經從單位辭職了，和朋友一起辦了一個公司，一通折騰，也沒賺到什麼錢。那兩年，阿城又寫了一些小說，《樹王》給了《中國作家》，《孩子王》發在了《人民文學》。還有一些短篇，散亂給了一些雜誌，後來收到了《遍地風流》裡。
他計劃是要寫八個王，《棋王》、《樹王》、《孩子王》、《拳王》、《車王》、《鑽王》等，都是寫知青題材和農場生活。他爸更是平添一趣，連小說集的名字都起好了，八王倒置，就叫《王八集》。阿城後來把《車王》寫出來了，投給了《鐘山》，趕上寸勁兒，居然寄丟了，導致至今都沒人見過車王的軲轆長什麼樣。
再後來一個階段，阿城的創作好像已經變成了慈善寫作。他有選擇地給一些地方小刊物投一些別處不易看到的稿子。他說，一個短篇可以讓一個借用編輯從縣城調到省城，讓他們夫妻團圓，成全好事。
這個時期，阿城就已經向朋友表述過他對文學的膩煩了。阿城認為文學只是一種偶爾為之的生存手段，他說他靠手藝來吃飯，靠手藝吃飯的人不能把自己釘在一個固定的點上累死。
三王陸續發表後，來阿城小屋的人就更多了。阿城最喜歡吃麵條，自己在家幾乎頓頓吃麵，主要是掛麵。朋友們經常見他門也不鎖，托著一斤掛麵滿目春潮，大步進院。
全國各地的人都向阿城湧來，阿城以面待客，最高創下過一天下面十六次的紀錄。有時他離家幾天，也會在自家窗上留字：「出門了，幾日回來，鑰匙和掛麵在老地方。」
但這種熱鬧阿城並不喜歡，他插隊回京後其實一直不適應：
這個城市就是容不下你。你十多年不在這個城裡，沒有人脈，哪去找工作？我一個快30歲的人，（剛回去那會兒）什麼都沒有，在父母家搭個行軍床，每個月還要父母給你一塊錢兩塊錢零花錢。恥辱啊！你在這個城市恥辱感特別強，因為你不能獨立。音樂繪畫小說詩歌，解決的不是安身問題。整天聊天，那是二流子。到美國去，我一看，這地方好，打工不必認識人，好活。你知道在北京，在中國沒有社會關係很難生活下去。一個人如果認識什麼人，那是他的資源，可沒有關係的話，就跟那個民工一樣。
有記者採訪阿城，覺得當時《棋王》那麼轟動，他在中國也可以活得很好。阿城完全不這麼看：
你必須有關係，還是這個問題。靠那個書其實養活不了自己。作家是一回事，出書是一回事，能不能用它養自己，那是另外一回事。王朔可以，他的發行量可以養活他，在全世界都是這樣，暢銷作家和作家是兩個概念。暢銷作家是有錢人的概念，作家是要飯的概念。所以世界上沒有一個作家把作家兩個字印在名片上，因為對別人很不禮貌，那意思就是說：我是要飯的。
1985年到1986年間，阿城去了兩次美國。第一次去是受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的國際寫作計劃。
1979年之後的十年間，白先勇、蕭乾、艾青、王安憶、張賢亮、馮驥才、汪曾祺、北島、劉索拉等許多中國作家都參加過這個計劃。
阿城去了美國以後發現那邊不需要關係，完全不是人情社會，你不需要認識人，就能找到活兒，比北京好活。第二次再去美國，阿城就留下了。
阿城剛到美國時住過一段時間房車，給人刷過牆，送過外賣，什麼都乾。阿城從來沒有瞧不上體力勞動，他的動手能力極強。他是好廚子，也是好木匠，能打全套結婚家具，能修護難度極高的明式家具，他最早橫越美國的二千美元旅費就是靠木匠手藝賺來的。
後來有記者一臉不解地問：「你以前在美國主要靠打工維持生計？」他回嗆道：「我在美國打了很多份工，主要是刷牆。刷牆不用動腦子。我為什麼非要去做那些費腦子的工作？」
阿城也不是一直待在美國，他經常滿世界轉。1992年，阿城去了趟威尼斯，受邀旅居、閒逛。之前一個意大利人翻譯了《棋王》，看瘋了一群意大利人。意大利每年都會從世界範圍內選一名作家在威尼斯住三個月，然後交一部作品，先出意大利文，再出本國文字。
阿城之前的上一個受邀者是諾貝爾獎得主，流亡美國的俄國詩人布羅茨基。阿城後來交的，就是《威尼斯日記》。
後來在美國收入多了，阿城搬到了一個兩居公寓。國內的朋友去拜訪他，還是麵條款待，那會兒羅丹和兒子還沒來。阿城還倒騰了一陣子仿古家具，戰績一般。後來就開始教鋼琴，好久不見的友人聽說他在教鋼琴，大驚，從沒聽說他學過鋼琴。
阿城嘬了口麵湯嚴肅地說：「要教得教高級班的，準備參加國際比賽的。那會兒人家不需要你在技術上指導。只需要咱們從藝術修養上面、格調理解和演繹方面，從心理承受能力方面加以調教和指導。這絕對是教高級班的活兒。比賽前的最後點撥，這當然便宜不了。一年有幾茬，就足夠養家糊口了。」
友人追著問：「要是學生不夠呢？」阿城又嘬了一大口麵湯：「我攢車啊。在美國玩兒車啊，不需要技術。只需要邏輯概念。比如說：
你到汽車墳場找一輛三十年代破爛不堪的德國車。咱不一定非得奔馳，大眾就行。你幾十塊錢或一兩百塊買下來，拉回家。然後，去大眾汽車的代理商行，訂購一本那個年頭那個型號大眾車的汽車手冊。內容非常詳實。你按圖索驥，先把所有的橡膠件、易損件全套買下來。回去一點點拆開，一點點換上。然後把氣缸拆下來，拉到修理部幾百塊錢就搪了缸、試了車。你再把氣缸拉回來，按照圖紙要求一點點裝上。其他部分什麼剎車、底盤系統啦，變速器啦，電路、油路啦，一點一滴，一步步仔細地來。最後一輛嶄新的老爺車，就在你手底下就誕生了。當然，別忘了，噴漆可別捨不得花錢，銅活兒一定得鋥光瓦亮，古董車最講究品相。你花了心血，花了時間，還玩得舒服。你一共花了兩、三千美元的本錢，至少還不賣他兩萬以上？一年玩一部，就足夠你踏踏兒地活著。
那幾年，阿城家裡到處都流散著汽油味，零亂扔著各種汽車配件。阿城通過自學，親手組裝了六七部大眾的古董甲殼蟲賣錢，最後一部拉風至極，是一輛紅色敞篷，很多人要買，最高有人開價十四萬美金，他都沒捨得賣。
阿城開著那輛車上街，遇到紅燈停下來，經常會有人上來問賣不賣。阿城一律搖頭，不賣。
掙錢之餘，阿城也一直在寫，「寫作一定要用母語。我基本每天都在寫，有時一兩個小時，有時七八個小時。寫作是一門工藝，像繪畫一樣，講究心眼一致。你要是長期不寫，手就不聽話了。」寫到得意處，他會給自己炒兩個菜，下一碗最愛的麵條。吃完再衝個熱水澡，舒舒服服往床上一躺。
阿城1992年就開始用電腦寫作了，在洛杉磯期間他沒少敲字，可惜倒了血黴，有一天電腦壞了，所有東西全丟了，後來他就寫得少了。
寫是寫得少了，但卻一直在說。王朔1997年住洛杉磯期間，週末經常去阿城那個小圈子的聚會玩，聽他神侃。王朔自己說：「各地風土人情，沒他不懂的，什麼左道偏門都知道，有鼻子有眼兒，嗨得一塌糊塗，極其增智益壽。」
王朔問過聚會中的一個人，他老這麼說有重複麼，那人說她聽了十年了，沒一夜說得重樣兒。
陳丹青一語中的：「阿城是天下第一聊天高手。」
原《三聯生活周刊》主編朱偉的感受是：
與阿城聊天，無論什麼話題，他都可以接過去，且聊得機敏，聊出味道。偶爾有接不上的地方，也只是把腦袋仰在那兒笑著吸兩口煙，等低頭撣煙灰時，則馬上又會把斷裂的地方續接得天衣無縫。聊完後告一段落，你興致甚濃地對他說，今天聊得很愉快。他會很得意地說，我和別人聊天，大家都感覺愉快。
王安憶認為阿城是一個有清談風格的人，阿城覺得人生最大的享受就是在一起吃吃東西，海闊天空地聊天。
另據作家陳村觀察，座中若有悅目之女子，阿城的發揮便愈加精彩，聽者真能達到生不願封萬戶侯的境界。
在美國，歡欣中也有糟心。阿城遇過一回賊，有一次旅遊歸來，一開門，傻了，全家被搬的只剩一個床墊。最讓阿城心頭滲血的是上百張珍藏了數十年的經典CD。他開始自己破案，他轉遍了自家街區的所有音像店，翻那些二手CD架。
終於，他找到了蓋有自己印章的CD，於是報了警。最終，順藤摸瓜，所有CD都回來了。當年他在北京住德內大街時因為老不鎖門，也遭過一次賊，那次沒這麼苦，他還能笑。他笑著說賊偷走了夾在《金瓶梅》裡的存摺，卻沒拿走《金瓶梅》。
1998年開始，阿城頻繁回國，主要是去上海，他妹妹在那兒。2000年以後，阿城徹底回國，回了北京，住在迴龍觀。
記者去採訪他，他說他現在的一部分收入是靠賣照片，人家要什麼他拍什麼。他有很多設備，有一台哈蘇903相機，配一個38毫米廣角鏡頭，外置旁軸取景器，還有七八台七八十歲的老柯達相機，還有一台16毫米電影機，都是他在美國地攤上得的。
當年幫《今天》畫插圖時，他跟編輯徐曉說：「我這個人好色。色不光指女人，應該指一切好東西，比如好的音響、好的照相機鏡頭。」
那段兒時間，阿城計劃從保定進一台織布機回來織布，還想在迴龍觀東邊弄一畝地，蓋一個大棚，一半做工作室，用來做石版畫，另一半種東西，把他從世界各地搜羅來的稀罕種子種進去。
其實阿城後來的主要收入來源還是來自影視行業，畢竟賺得多。當年他就說過，「我有嘴，我老婆有嘴，我孩子也有嘴。靠寫小說掙錢太苦。小至個人，大至中國，衣食是一個絕頂大的問題，先要吃飽，再談其它。」
其實阿城很早就開始玩電影了，1986年他就和謝晉一起做了《芙蓉鎮》的編劇，1992年他又和胡金銓一起寫了《畫皮之陰陽法王》的劇本。後來他還做了電視劇《貞觀之治》和電影《吳清源》的編劇。
他自己的幾個小說也被拍成了電影，《棋王》拍了兩版，香港嚴浩一版，大陸滕文驥一版。《孩子王》給了陳凱歌。2005年，阿城還擔任了第六十二屆威尼斯電影節的評委。最近一部編劇作品是侯孝賢的《聶隱娘》。
滕文驥當年想拍《棋王》，但死活聯繫不上阿城。有一次得知阿城從美國回來，造訪香港，趕緊打電話過去，那邊沒有半點興奮，只是急著說：「有什麼話等我回來再說吧，電話費太貴了。」等他從香港回來，見滕文驥的第一句話就是：「香港的米飯好吃，不用就菜。」
阿城對吃很講究。陳曉卿說，阿城特別喜歡吃湘菜，他每次吃湘菜和別人不一樣，他一定要選一個最靠近廚房的位置，他認為湘菜吃的是鍋氣，離鍋灶越近，你比別人花得錢就越值。
畫家劉小東請阿城到家裡吃飯，阿城也很挑剔，他說「吃肉，盤子要熱」。陳村回憶，阿城食相莊嚴，目不斜視，吃飽放下碗筷，抽煙，不再動筷。
阿城的酒量也很驚人。有一年，他拉著芒克跑到河北一個縣城，說要在那兒辦一個窯廠，燒些藝術陶瓷。縣里幾個頭頭出面接待，事兒還沒談，先開吃。阿城把一整瓶老白乾全倒進一個大缸子裡，菜沒吃一口，酒已經見底了。那幫頭頭驚了，眼珠子憋得溜圓。後來，這事也沒談成。
阿城白酒可以，但黃酒不行。他第一次喝黃酒是在1984年文學圈的「杭州會議」，那也是他第一次見陳村。那晚他有點嗨，頻頻舉杯，一杯一杯地干。陳村問他喝沒喝過這東西，他說沒有，像汽水一樣，好喝。陳村告訴他黃酒性子慢，也會坑人。阿城還是繼續幹，和為他「改錯別字」的《棋王》責編幹。散席後，阿城不省人事，被抬上了樓，扔到床上。那次以後，他再不喝黃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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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久天長，阿城在塵世已經化作了一個傳說。有一次陳村在機場遇上他，他給陳村掏了顆糖吃，說自己當了電影美工，要去外地刷牆。
他當年和侯孝賢合作《海上花》，幹的就是美術指導。阿城自己說，他這個美術指導就是幫侯孝賢買東西，到各個舊貨攤，潘家園什麼的，買《海上花》那個年代用的煤油燈之類的，現在的道具做不出來。買完東西，就算完成任務了。但不能離開劇組，侯孝賢隨時有事要問他。
有一天他正在組裡的房間看書，侯孝賢召喚他趕緊去現場，他到了以後，侯孝賢說要在棚裡拍下雪，但這雪花不對，飄的太假。阿城看了一眼，說我知道了。
然後爬到棚頂跟撒雪花的人說，把那些紙都先使勁拽一拽，拽鬆了，然後再撕，那個紙的密度就變了。再往下扔的時候，飄的速度就慢了。侯孝賢一看，對了，就它了。阿城說，那沒事兒我就先回去了。說完，轉身接著去看書了。
還有一次也是《海上花》。有一場戲是透過玻璃拍窗戶裡邊。因為現場打光還是電燈光，煤油燈什麼的都是道具。侯孝賢就覺得拍出來那個光不對，太硬了，就找阿城。阿城看了看，說拎桶水來。然後他就在那玻璃上刷了一層水，再回監視器看，有那層水那個光就柔了，顯得有點兒油乎乎了。侯孝賢一看，又對了。
阿城的圖書編輯楊葵最服的就是這個：
阿城的美術指導就是乾這個。完全是一個雜家。那他這些東西是靠什麼？生活經驗，和對一件事情的體會能力。他能很快找到癥結，更難得的是他有解決辦法。他當知青也好、更早當狗仔子也好，總得要自己生存。所以他獨立生存的能力是巨強的。他就像海綿吸水一樣吸收各方面，還重視動手。
寧瀛有一次和査建英說：「應該有人扛一台攝像機每天跟拍阿城，一定是部特棒的片子。」
一次，楊葵在一家飯館巧遇阿城，太久不見，楊葵蘸著寒暄打招呼：「怎麼您老也在這兒啊！」阿城語冒寒氣：「有誰規定我不能在這兒麼？」楊葵一下就噎飽了。阿城很愛噎人，大概就是他的六面玲瓏兩面刺。
洪晃對第一次見到阿城，是在姜文家，那會她剛看完《威尼斯日記》，特崇拜阿城，特想上去搭話，但感覺阿城特不待見她。熬了半天，實在忍不住了：「阿城哥哥你為什麼那麼不喜歡我呀？」阿城反問：「不跟你說話，就是不喜歡你啊？」洪晃一下也飽了。
阿城對朋友也是這樣，會當面指出朋友的不對。劉小東說，「我說心裡話，我不好意思當面請教阿城任何問題，因為我在他面前就是一個白痴。你不管和他有多熟，只要你說錯一件事，他馬上就指正你，他不給任何人留情面。他不會順著你說的，他永遠會告訴你一些應該的事情。」
畫家朱新建和阿城是形影不離的酒肉朋友，據他回憶，有一次阿城從美國回來，朱新建跟他說：「二十年前，我在你家，給你看一篇我寫的東西，你拿筆幫我改，一個字沒添，槓掉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字。從此我突然就對寫字這件事有了一些體會。」「是嗎？」阿城一臉委屈， 「我那麼無恥？」
當然，大多數時候，阿城沒刺，他對朋友極為仗義。2003到2004年，劉小東畫完了兩幅大作品《三峽大移民》和《三峽新移民》，要辦一個展覽，去找阿城幫他寫一點東西，阿城說試試吧。結果，沒過多久，阿城就拿出了十萬字的文章給他，把整個三峽的歷史講了一遍。
還有一次在北京，阿城背著一個軍用黃書包回來，朱新建問是什麼，阿城帶著幾分得意打開給他看，滿滿一書包錢。那會兒還沒有一百的票子，但就這一書包十塊也讓人看了很過癮。
阿城說：「你拿一點去。」朱新建拒絕：「我幹嗎要你的錢。」阿城說：「這麼多錢我一個人怎麼用得完。」朱新建還是不要。後來朱建新跑到巴黎去混，實在手緊時寫了一封信到美國，阿城收到信後，寄去了一千五百美元。
2000年左右，導演劉奮鬥通過朋友結識了阿城，兩人都愛聊天，持續見面，每週天天在一塊吃飯。2003年，劉奮鬥拍《綠帽子》，跟阿城開口，說能不能幫他來當監製。
阿城說，「你覺得用我的名字能幫到你，就用。」後來劉奮鬥又問阿城能不能幫忙聯繫焦雄屏，因為他知道阿城跟侯孝賢他們關係很好，阿城馬上打了電話，焦雄屏就來做了製片人。
確實，台灣文藝界聊起阿城就像在說一個神。「阿城是個難以被話語描述的文藝復興人。他既能畫畫、拍照，也擅寫小說、隨筆、編電影劇本，還有烹調、修護家具、組裝汽車等好手藝。阿城是小說家、文體家和生活家，不妨視他為坐擁世俗卻清明謙衝的智人。」這是2003年台灣人介紹阿城時的話。
作家朱天心1986年生完謝海盟，坐月子時就在讀阿城，她當時覺得世上有這樣一本東西，她從此不用再寫作了，就好好當媽媽吧。據她描述，那種感覺非常幸福：「你面前站著個終其一生都追趕不上的高手，你就好好當他的讀者，放心去做另外一個自己吧。」張大春也說過：「早年一直到現在，我都還是非常崇拜阿城。」
看起來阿城好像過著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生活。但他自己說，「我喜歡和不讀書的人來往，他們身上沒有讀書人的那股習氣。」他平時來往的朋友來自三教九流，他交友的準則是，「對方有信用。」
阿城是喜歡煙火氣的。他在台灣居留期間，侯孝賢安排他住木柵的安靜山邊，事後阿城說，下回能不能就讓我住永和豆漿樓上。
王朔 須蘭 阿城 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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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經常會有一些陌生的朋友到阿城家裡去拜訪他，有的只是為了能一睹風采，聽他聊聊天。黃章晉第一次去阿城家時看到了一本大厚書，《中國古代氣候研究》。
黃章晉自己說，他大部分時間裡就像個鵪鶉一樣，是個旁觀者，但有幸插了五分鐘的話。阿城不愛聊文學，即使你主動談起文學，他也興致寥寥。
阿城家裡的陳設物品很多，很雜。地上零散堆放著石像、石碑，過道的長條案上擺著一套特別漂亮的五金工具，走廊盡頭是一架很老的防空砲瞄望遠鏡和兩台老式攝影機，另一側條案上，整齊碼著幾排磨製的石器。到處都堆著成捆的書，多為社會學、民俗學、人類學和自然科學類，幾乎沒有文學類。書桌茶几上都是文物和礦石標本。
有一年，天井裡還養了兩隻大烏雞，阿城說這雞是苗族巫師祭祀用的，他去貴州看苗繡，就帶回來兩隻，養著每天看看。
可能只有阿城才配得上興趣廣泛這個詞。攝影、繪畫、音樂、裝幀藝術，以及各種吃喝玩樂的技藝，他幾乎無所不通，無所不精。他喜歡倪雲林，八大山人，也喜歡畢加索，達利，喜歡意大利歌劇，也喜歡京劇和京韻大鼓。他最喜歡是還是中國民間的那些東西。泥塑、燒陶、儺戲面具、新絳剪紙、貴州苗民的繡衣，都是他珍貴的寶貝。
就像唐諾說的：「阿城是個好讀書而且雜讀書之人，但和我們這一代人大不相同的是，即便近乎手不釋卷，但阿城通過文字的學習比例仍遠比我們低。」
阿城是通才，是雜家。他的種種經歷，常人都無法相比。豐富經歷下淬煉出的通與雜，更是對同輩的時代級碾壓。如黃章晉所言：「阿老他更像是一個在互聯網時代成長起來的人，他的興趣，知識構成，他的偏好，完完全全更像今天的人突然穿越到三十年前了，所以他在那個時代特別嚇人。」
面對阿城，王朔也曾鬆了口氣：「這個人對活著比對寫文章重視，幸虧如此，給我們留下了活著的空間。」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橋下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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