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4日 星期二

郝斌《截屏再瞥周一良》,《周一良全集》2015,鄧廣銘










《周一良讀書題記》天地一書生( "郊叟曝言: 周一良自選集")/ 唐代密宗/ 魏晉南北朝史論集/魏晉南北朝史札記

《周一良讀書題記》天地一書生( "郊叟曝言: 周一良自選集")/ 唐代密宗/ 魏晉南北朝史論集/魏晉...


Ben Chen

郝斌(曾任北大副校長)回憶周一良對涉入「梁效」的悔恨。
其中列出周一良生前所用的幾方印章,頗有意思。
大陸友人送過一册周一良家族自印的書。







mjlsh.usc.cuhk.edu.hk

1987年初,时在农历岁尾,按照校长办公室的安排,我到燕东园24号周一良先生寓所拜年,遭遇了一场意想不到的谈话。于今快三十年了,当时的尴尬情景时时涌动心头。现在,依据我的记忆,把这次晤谈追记下来,同时也以我现在的认知做一点必要的诠释。周一良,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已有不少学者对他给予关注、研究,我写的这些,或许可以作为研究者的参考。

MJLSH.USC.CUHK.EDU.HK




截屏再瞥周一良 1


--作者:郝斌


1987 年初,時在農曆歲尾,按照校長辦公室的安排,我到燕東園 24 號周一良先生寓所拜年,遭遇了一場意想不到的談話。於今快三十年了,當時的尷尬情景時時湧動心頭。現在,依據我的記憶,把這次晤談追記下來,同時也以我現在的認知做一點必要的詮釋。周一良,作為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已有不少學者對他給予關注、研究,我寫的這些,或許可以作為研究者的參考。



周一良印 白文,篆書


太初


周一良早年用字 朱文,篆書


現時的北大,每到農曆年末,都有一場春節團拜會,數百人的規模,校內的教職員工,方方面面,都有人受邀出席。這一舉措,始於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之初,而後成為定制,延續至今。在此之前,春節到來,只是因襲舊俗,登門拜年。受拜的,先是一、二級教授,後來因人事代謝,一、二級教授凋零的不少,遂延擴至三級教授。登門拜年的角色,由校長、副校長、書記、副書記充任。有時一人獨往,有時二人同行。一個上午拜望一家、兩家,最多三家。至於誰去拜誰,全依平日交往熟識的狀況,由校長辦公室協調確定。最早是空手登門,僅是敘談和禮數而已;後來,辦公室加備了一點禮品,也不過蘋果二、三斤。那個時候,冬令時節,市場上只有國光蘋果可見,酸中帶甜,但個頭兒嫌小,賣相不佳。如果外加幾個白梨和香蕉,已屬當時罕見之物。水果裝入袋中,放進自行車筐,先有電話預約,隨後登車徑去。不記得哪一年,水果被放進一個小籃筐里,一下雅緻了許多。


打從“文革”,師生、同事之間的拜年,作為“四舊”廢除多年了,八十年代一切慢慢恢復。拜年,總是一種喜慶,增添了這種往來,賓主都感親切;就是今天回想起來,也覺一股清風,沒有俗氣。在敘談過程中,間或有人對校務提出某種建議,遇有這種情況,在年後的相關場合,我們會彼此通報。其間的不便只有一點,如果順路拜訪兩家,叩門求進的時候,另一籃水果該放在什麼地方呢?隨身帶進門去,告別的時候,又復拿出,有點不尷不尬;放在門口呢,主人送客出門,難免要解說幾句,多費口舌,尚在其次,萬一有誰順手牽羊拿走了,賓主相向,又尷又尬,反倒更是不便。這個小小的技術問題,我一直未得解決。


時任黨委書記的王學珍,拜年活動,從不缺席,而且有兩戶人家,他必親往。一戶是法律系教授芮沐,一戶是經濟系教授嚴仁賡。芮、嚴兩家,我都隨他去過。


我自 1984 年擔任黨委副書記之後參與此項活動,先是隨同張學書、王學珍前往,後來間有獨行。我先後拜望過的有陳岱孫、馮友蘭、季羨林、金克木、李汝祺、段學复、謝義炳、沈同、鄧廣銘,以及朱光潛先生的夫人奚今吾等。周一良是我的老師,辦公室安排由我前去,自在情理之中。


家在燕東園貳拾肆號 齋館印,朱文,篆書



那時候,周先生退休一年多了,青燈孤館,過客星稀。人一閒下來,過往的雜事難免會湧上心來,何況是周先生。他的心境不好,我已有耳聞,去往燕東園的路上,也大致有個估計。然而多年以後,看到他寫的自傳和雜記才知道,我當時的估計實在差得太遠。


壓在周一良心頭的,一是“黑幫”舊怨,二是“梁效”新恨。“文革”初起,他被打成“黑幫”,在“牛棚”里關了將近三年;“四人幫”倒台,他作為“梁效”成員,再次隔離受審,又是三年。身陷“梁效”,直弄得名辱身冤,其間的遭遇遠甚於頭一次的“黑幫”。周一良後來一再提到的他在“文化革命當中的三件公案” 2 ,也就是讓他抑鬱多年的三個心結,與“梁效”有關的,佔了兩件。


其實,“四人幫”倒台後,外面指罵“梁效”正兇之際,隔離受審的周一良,對此所聞無幾。他一直在“竹筒倒豆子”,認真地檢查自己。直到審查的第三個年頭,連審查者也患上疲勞症時,受審者仍需每天到“學習班”報到坐班。這個時候,我們的周先生已經是個“老運動員”了,可他畢竟又是位書生,一者單調無聊,二者才情有餘,在讀書的間暇,手頭髮癢,於是就寫起詩來- -檢討詩。到了 1978 年 11 月,審查解除,初步結論為“人民內部矛盾”,他才覺得可以給朋友寫封信了;對遠在上海的譚其驤,他早年的燕京同學,正好一訴衷腸。周一良在信中先有問候,同時附去了這首別體,並有說明:“進學習班後曾有俚語述懷,未嘗示人,亦奉吾兄以見當時心情一二。”請看這首述懷的開頭四句:


奴才羽翼兩兼之,悔恨交加已太遲。

明明謬論偏相信,暗暗陰謀那得知!3


“奴才羽翼”、“悔恨交加”,讀者朋友,這是什麼分量的詞語!周先生的自責自恨,溢於言表。固然這是朋友間的談心,而其披瀝如此,其痛可知。可這話背後的般般細節,在周先生來說,當時卻無從對人說起,其中甚至包括家人 4 。後一件,成了他心頭的隱痛。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言人無二三朱文,金文大篆



讀者或有不知,“四人幫”倒台時候,國人皆曰可誅;而為“四人幫”張目的“梁效”,國人皆曰可惡。彼時的情勢如此,天理人情。而我們現今觀察、剖析的周一良,身為“梁效”的成員,當時正是惹嫌國人的一位。


殊不知世上的事情是複雜的,有時候複雜到讓人一眼看不透,兩眼也未必看得透,一如司馬遷所慨嘆的:“事本末非易明也” 5 。換句話說,事情發生了,如果任誰一人一眼全能看清、看透,那就用不著我們這些人來專門學史、治史了。“梁效”的事情,就很帶點這樣的複雜性。


在這裡,我需要囉嗦幾句“梁效”。


“梁效”,它的正式名稱原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出現於 1973 年 10 月,終結於 1976 年 10 月。那是“文革”的中、後期了,進入了所謂“鬥、批、改”階段,“革命大批判”成為一種時髦。於是“大批判組”應運而生,幾至遍於國中,單位無論大小,一律都不會少。彼時,“六廠二校” 6 已經被毛主席認定為“樣板單位”。由“樣板”單位中的“二校”,即“兩校”,聯合組成一個“大批判組”,地位自然非比尋常。而據多年後服刑出獄的謝靜宜說,當初她拉起這個機構,原是奉毛澤東之命而行,江青插手進來,還是成型之後的事 7 。“梁效”乃是“兩校”的諧音,它先是發表文章使用的筆名,隨後,也成為這個機構的別名。其成員共 39 人,除軍宣隊和“摻沙子”進來的工人各一名外,個個都是飽學之士,當初都從各系選拔而來。接到調入的通知,有人受用,覺得組織信任;有人勉強,可能眼裡看到的事情多了一點;有人很不情願,但也不能抗命不從。不過,“梁效”原來手眼通天,則都是他們進入之後才慢慢感知到的。正是由於這個緣故,他們炮製的文章,十篇之中竟有五篇、六篇能夠刊登在“兩報一刊” 8 之上,而且是頭版頭條,甚至是通欄的標題。於是,不久就有了“小報看大報,大報看'梁效'”的說法,“梁效”的文章,儼然成了毛主席戰略部署的風向標。


說到內部如何炮製文稿,原來全是奉命寫作,絕少自己創意命題。所謂奉命寫作,就是授意的不動筆,動筆的只是精微闡發而已。有時候,有人送來一紙提綱,讓你寫,你就得寫。至於這份提綱由誰人所擬,對不起,此事不勞多問。而真正動起筆來,因是群體寫作,雞一嘴,鴨一嘴--當然,總是調高的驅逐調低的;等送去審查,過目者都是高層,增刪自然由人,而增刪之句,往往又是點睛之筆;若問增刪者何人、為何增刪,那都屬於工作中的秘密,都在紀律約束之中。這樣一來,國內明明民不聊生,捉刀諸公卻能寫成“鶯歌燕舞”。開頭,人們看了,還頗憤慨難忍;後來,就只剩下訕笑和輕蔑了。讀者雖然側目,可它有“兩報一刊”可傍,一時成為國內輿論的主導。其實,“梁效”與“兩報一刊”,不過左牽黃,右擎蒼,都在老夫一家手掌之中,外人不易看透而已。等到“四人幫”倒台,審查“梁效”,追究起文責,其結果是,公開發表的長短文章共 181 篇,大致只有一篇無關緊要的短文為一人所寫,其他 180 篇,較起真來,竟沒有任何一篇有哪一個人完全扛得起來。一句話,文章的立意、命題、起草、增刪、審定、發表,與官方文字,應無二致。


周一良在裡面擔當什麼角色呢?


“梁效”內部分為三個部分:寫作組若干,材料組和註釋組各一。他們的直接上司是支部書記李家寬--遲群、謝靜宜派來的一位軍宣隊員。周一良是註釋組的成員。這個組,不參與文章的寫作,只是註釋一些古典詩詞、典故,或將詩詞譯成白話,據說,譯成之後都是送到中南海,由護士念給毛主席聽的。如此說來,周一良所參加的註釋組,無非一個“活字典”而已,說不上什麼大惡。讓周一良招怨的,是“批林批孔”動員令發布全國的時候,派他站到了最前台。


1971 年 9 月林彪摔死之後,他的居所毛家灣想必早就查抄過了。兩年過去之後,有人想起他的書籍字畫來。於是, 1973 年末,派了“梁效”一干人馬又去翻檢一過。上萬冊圖書,只要是在尊孔文字上面用筆勾了道道、畫了圈圈的地方,都摘出來。十幾個人,連查了三次,湊到一塊,沒有幾條。劉項原來不讀書,嗟爾眾人,胡為乎來哉!此一時節,只憑匠心巧運,編排出一份《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算是完成上面的旨意,用這個材料指說林彪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孫。


清算林彪,何以要把文章做到孔夫子頭上?林彪的事是十足的政治問題,何以要跟古代的思想意識掛起鉤來?此事的玄妙,筆者至今不解。如今,我們只能就事論事。我們但知的是,在此前半年左右,曾有毛澤東的《七律·讀 < 封建論 > 呈郭老》 9 傳達,另有一首五言絕句“郭老從韓退” 10 ,也傳出來,都是否定孔子的。這兩首詩才是“批孔”的真正源頭。“梁效”奉命編排出來的那份材料,於 1974 年 1 月 18 日,經毛澤東批准,作為當年的第一號中央文件發向全國,這無異於一道金牌,一場“批林批孔”正劇由此開鑼登場。


一周之後, 1 月 24 日,在首都體育館召開萬人大會,宣講這份文件,出席者是中央機關的工作人員。會間,江青拉起長聲向台下發問:“郭沫若來了沒有?”萬人叢中,站起一個小老頭,唯唯稱在。這一年的郭沫若 82 歲。第二天,這個會接著召開,坐在台上的,有兩位“梁效”成員,他們是受命來給這份材料中引用的孔孟語錄專作註釋性講解的。其中的一位,就是周一良。


上賓下囚幾紅幾黑朱白相間


在此之前不久, 1973 年 8 月,中共第十屆代表大會召開,主席台上坐有一位白髮老者,那也是周一良。當時,人們的視點聚焦在文革伊始就被打倒、此刻剛剛複出的一批老臣、老將身上,他被淹沒了。這回在首都體育館登台一現,著實讓他風光了一回。“四人幫”一倒,“梁效”遭罵,輿論譏諷“註釋組”中的四位宿儒長者,說他們大節有虧,周一良的名字幾乎與馮友蘭伯仲之間。


原罪難贖 朱文,篆書


自責 白文,篆書



話說到這裡,讀者大致可以了解我們現在所說的周一良了。他以大半輩子的真誠,換得來的卻是兩番奇恥大辱。幾遭上下之後,冷處一隅的他,也曾自怨自艾,也曾怨天尤人 11 。說起來,對有過類似經歷的人來說,這都是免不了的常情。可我們這裡所說的周先生,可以大書一筆的,是他熬過這個階段之後,沒有於此停步,沒有像眾人所取的那種“傷心


過往事,而今休再提”的俗態。他是一個有識見、有學養、有自己品格的人。蓄積一生的內在能量,在他身上擰成一股強力,驅動著他前跨前行,從而步入另一個境界--與“學習班”裡的被動審查迥乎不同。他做的是一種參悟、一種修煉、一種自我審視和解剖。有生以來,自己如何對人對事、為人為學,如何挨批,如何批人,都在他的審視範圍之內。今天我們來看他的自傳、書信和雜記,尤其是那部《中國文化書院訪談錄》,裡面的自我解剖和展示,其嚴酷的程度,可以說滴滴是血!行年七十,他走入了人生的拐點。他幾乎用了十年的時光 12 ,完成了一次蛻變。說起來,“改造思想”一詞,打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起,他就念念在口;“文革”到來,更升級為“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其實,那個時候說這話,乃實乃虛,真假參半。這一次,周一良倒真是實實在在地換了一個人。其間,周先生骨折 3 次 13 ,又患有帕金森綜合症,容貌日見其衰,而內心世界全新。


反思 朱文,篆書 回歸 朱文,篆書



什麼叫蛻變?俗話說:“不死也得脫層皮”。這個過程本來已經痛苦非凡,何況又煎熬了那麼多年?!



七十以後 白文,篆書



閒言少敘。周一良蛻變陣痛之際,他的老朋友鄧廣銘,從旁窺察到他落拓不振、心境有異。當時的鄧先生正在北大歷史系的系主任任上。


鄧、周二位原是同一輩人,雖然分屬不同教研室,但在歷史系同台執教近 30 年,不可謂不相知。而鄧長周 6 歲,閱世甚深,處事決斷。這一年,鄧先生 73 歲,“文革”之後,他出任系主任,一刀一斧,撥亂反正。系務剛剛有點頭緒,他忽然向學校提出辭呈,同時另附建議:由周一良先生接任。鄧先生辭職,原是意料中事,他的歲數在那兒了;而在附議之中另藏深意,則為外人所不知。鄧先生的女兒回憶:“記得一天早上,他剛剛起床,就坐在床前跟我說,要向學校領導建議,請周一良出任歷史系主任。他說,這是為歷史系的發展著想,也是希望周先生能邁過'梁效'這個坎來。” 14


“邁過'梁效'這個坎來”--鄧先生的用心可謂良苦,他想給周先生換一個環境,​​換出一個心情。


又費了不少周折,到 1981 年,即“梁效”審查解除後的第三年,周先生才出任歷史系主任。鄧先生的一劑良藥看來有效,海內外的歷史學界之中,邀約周先生出席學術會議,主持、參加研究生的論文答辯,為將出版的學術論著題款寫序,如此等等,很讓周先生忙乎了一陣。周先生曾有“不能詣人貪客過”一類的感嘆,此時一掃而過。


不能詣人貪客過 白文,篆書


慣遲作答愛書來 朱文,篆書


一切似乎都在平復之中。


其實不然。說起來,周先生染的乃是一種時疫。在他身上,原有內火,內火外感相攻,一時之間,確實病得不輕。而鄧先生開出的,不過一劑發汗之藥,病人服了,一身大汗,確有發表的功效,一時痛快;過後,舊日症候未減,反而一日重似一日。原來周先生的任督二脈擁塞,百脈不暢。周先生擔任系主任不滿二年,也行辭去,轉由田餘慶擔任。


舊怨“黑幫”、新恨“梁效”,攤在一個人身上,在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實屬罕見。周先生將它稱為“兩遭劫難”。這“兩遭劫難”由何而來?此一時刻,閉關在家的周先生真是早夜以思,早夜以思。語云:君子貴乎責己。他經多番求索,得出的答案是:從自己方面來說,全因對黨的“一片真心”所致。這樣一來,他漸漸走入心靈的熬煎之中,壓在心底多年的酸甜苦辣,一陣一陣,全都翻騰上來。這樣的日子,足有幾年的光景。


一片真心 兩遭劫難 朱文,篆書


我去拜年的時刻,周先生的心境大抵如此。


背陰的客廳,光線不足,昏暗得有點壓抑,室溫也不夠。棉服臃腫的周先生一人端坐,看來他只在等待我的到來。


我的寒暄問候剛剛完畢,周先生就把話題轉到“梁效”。他說,外間傳他在“梁效”的住室裡有保險櫃,裡面藏有整周總理的黑材料,在持槍士兵面前還拒不交出;又說:“有人來信罵我是'無恥之尤'。” 15 他邊說邊指著桌子:“我個人並不在乎這個!這封信,我壓在玻璃板下面,給自己看!壓了好長時間。”屋子裡的光線雖暗,我也看見周先生臉上的肌肉在抖動。我不好插嘴,也不好妄說什麼。周先生接著又說:“春節到了,我擬了一副對聯,正準備寫了貼出去”。隨即對我念了一通,上下聯都是七個字。聽下來,我知道文辭甚雅而火氣甚大。只是我這方面的修養太差,當時沒有全聽懂,也不好請他重複,囫圇將就過去,我只能隨口勸說,還是不貼為好,否則惹來四鄰圍觀,反為不美。周先生嘿嘿一笑說:“圍觀!上萬人的圍觀我都見過了!這點兒算什麼!”這時候,周先生忽然蹦出一句話:“郝斌!我要求退黨!”


我一時愕然,不知如何應對。停了一停,我又把春聯不貼為好的話重複一遍,周先生的嘴裡也在嘟嘟囔囔。過了好一陣子,氣氛稍有舒緩,抓到一個合適的當口,我趕緊起身告辭。


騎車回來,走在未名湖邊,滑冰的孩子們在愉快地喊叫,傳過來的完全是另一種氣氛,它多少沖淡一點我心裡的沉重。回到辦公樓,關上辦公室房門,坐在椅子上,我想靜一靜,卻靜不下來。一陣,去想周先生的聯語怎麼連綴,一陣,又想起他“要求退黨”的話。


寒假過後,照常上班了。我該不該把這次談話通報一回呢?


通報--茲事體大,按照慣例,不容不報。黨章有規定:黨員有退黨的自由,有要求退黨的,經過支部討論,宣布“除名”就是。再者,當時的習慣做法是,凡是有人提出這種要求,任誰也不好攔阻。這一點,雖不成文,也算一條潛規則,它的慣性力量不可小覷。


可憑我的感覺,周先生那天說的,怎麼聽都是氣話,不像正經八擺的“要求”。


果然是“氣話”嗎?這種事情,明擺著是嚴肅的政治問題,哪能一氣就衝口說出來呢?


再想想,又轉回原地:不可能是真心的“要求”--我自己也陷入混亂之中。


說起來,我同周先生的關係有兩層。一,他是我的授業老師;二,“文革”期間,在“牛棚”裡,我們有三年同棚作囚的雅誼。這期間,沒有什麼人格尊嚴可言,唯此之故,彼此之間,倒算得是赤誠之交,亦頗有年。因有這樣的兩層關係在,他肚裡有話,“誰可告訴者”?我或許算得一個吧!


說到這裡,我要向讀者補白:筆者當時擔任北大黨委副書記一職,主管的正是黨務。如此一來,我同周先生又構成了第三層關係:他所說的事,乃在我的職責範圍之內。我想,是這三層關係綜合到一起,才讓他選中我,由我來聽他這心頭的憤懣一語吧!也許,因有這第三層關係的存在,他沖我訴說出來,才最解心頭之懣吧!


上面這段一二三的分析之語,乃是我今日之見,事發當時,我並沒有這麼清晰的認識。因此,拿到會上去通報,首先是我自己說不清楚,別人聽了,當然更不會明白。我若把燕東園中的答對,兩語三言,簡單一說,人家倒是聽得明白了,可接茬儿自然會問,你是主管,你先說個主意吧。那我又該如何去接這個下茬呢?


以此之故,又是一回囫圇將就,延耽下來,既沒有在相關的場合通報,對書記王學珍,我也沒有一句匯報--我實在說不清。


此後,有好長時間我沒有去過周府。再次登門,那是很久以後的事了,也是傍人同行。我多了一個心眼,怕他老人家舊話重提。


再後來的多次見面表明,我當時憑感覺得來的認知,算是靠得住的。我們後來的見面,該說什麼,就說什麼,像沒有發生過那次談話一樣。一片烏雲盡行散盡。


梁家子弟 朱文,篆書


說起“梁效”的成員,當年大半以業務見長被網羅入選。在後來“審查”時,被審者和審查者,都認為“竹筒倒豆子”了,可報到上面,豈料一報經年,再報經年,都沒有回音。於是到審查的後期,就出現了這種狀況:讀書的讀書,學外語的學外語,甚至有人開篇寫起專著來。“審查”一行解除,他們個個業務精進,展翅高飛,或先或後,拿出了自己的東西。其中一位,涉事最深的,當時曾有他會被開除黨籍傳言。近日,《周一良全集》出版,其中收有周一良的書信。他給一位時在國外進修的老師寫信,提到了這位“梁家子弟” 16 ,說他“近以歐公研究稿見示,頗有新意”,下面接著說,假如不遭審查,一帆風順,“他不會出此成績,亦可謂因禍得福,只恨黨籍代價太昂耳。” 17


“只恨黨籍代價太昂”!他說這個話,時在 1993 年,掐指一算,距我拜年的時間,過去約有六年了。


( 2016 年 9 月)





1 本文所用插圖,多為周一良先生生前所用印章,蒙周啟銳先生應允使用,謹致謝忱。


2 《周一良全集》第 7 卷 337 頁。趙和平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 12 月,北京


3 《周一良全集》第 10 卷 45 頁。趙和平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 12 月。北京


4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言人無二三”。周一良因感而請老友、書法家顧廷龍寫成大篆楹聯,懸於廳室。


5 見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6 六廠是:北京針織總廠、新華印刷廠、北京化工三廠、北京南口機車車輛廠、北京木材廠、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二校是: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這八個單位的經驗,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和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毛主席予以肯定,並以它們的經驗指導全國的“鬥批改”。


7 轉見範達人:《梁效--文革御筆沉浮錄》。


8 兩報,指《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一刊,指《紅旗》雜誌。這是當時的簡稱。


9 全詩是:“勸君莫罵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祖龍雖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10 “郭老從韓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


11 周一良出身於資本家家庭,曾多年認為自己“原罪難贖”。


12 這裡說的十年,是從周一良心生“畢竟是書生”的感慨時( 1980 年 5 月)算起,到在中國文化書院接受訪談時( 1990 年秋)為止。


13 左右大腿股骨頭及右手腕各折一次,腿不能行走,手不能握筆。


14 鄧小楠:《想念父親》,載《想念鄧廣銘》第 43 頁。張世林主編。新世紀出版社, 2012 年。北京。


15 同註 2 。這封信也是周一良所說的“三大公案”之一。


16 周一良私下對“梁效”成員的謔稱。見《周一良全集》卷 10 ,第 158 頁、 161 頁。趙和平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12 月,北京


17 《周一良全集》第 10 卷 166 頁。趙和平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 12 月。北京。



附周啟銳來信:



讀了郝斌老師的《截屏再瞥周一良》一文,勾起我的一些回憶可為佐證。現記敘如下:關於退黨問題,在人們思想上變得突出是在“扒久風波”以後。黨內有一批人身體力行了。家父曾在家吃飯時講到,聽說郁風在北美有演說 ( 或講話 ) 並提出退。國內有楊憲益先生聽說要對其勸退,自己搶先一步申請退出。家父也有此意向。我趕忙勸阻說,你可不能退,不然又鬧成大事,這家裡剛消停兩天,又起波瀾,弄不好又挨一通臭整,再當一回典型!你不像我們這種無名小卒,退也就退了,不交黨費夠半年也就自動脫了。此後他不再提了,其實一直心嚮往之。到 1991 年接受中國文化書院訪談時,他在談完“餾似”風波後,話鋒一轉又講到像他這樣的人也不適合在黨內了。全集中的訪談錄刪去了這些。2000 年秋,我隨家父去季府去看望季羨林先生,有李玉潔女士坐陪。經過長時間懇談後告別時,我端攝像機退在前邊,出了單元門洞一回頭,聽見季老送客的一句尾話是:“都入了,就別退了”。我馬上想到他話憋到最後的議題是退,甚至是直抒心意。以上的三個節點上足以證明,退的問題一直在他心中盤算多年,直到一年後他在睡夢中故去。喪事期間,有親友提示我們可向主辦方提出告別式複蓋黨旗。我脫口而出—不要!因這不符合他的遺願。我原以為他是“ 89 ”以後才動此念頭,讀了郝文才知早在 1987 年初他已向主管黨務和黨員組織問題的副校長、副書記有所表述。只是由於郝斌書記出於善意的保護他丶愛護他,以及同仁的勸阻和家人的反對,才使告退一事未成事實。此文可附在郝文之後同時轉,謝謝!


周一良三子周啟銳 2016.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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