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Tu Wei-ming 1940-)；《三年的畜艾》(《龍鷹之旅：從哈佛回歸東海的認同與感悟（1966-1970）》)，《儒家傳統與文明對話》，《文化中國的認知與關懷》，《対話の文明》.

2016.10.10 我跟曹永洋、陳文華兩學長談：前天翻讀兩年前買的杜維明先生的三本少作之新版 (2013北京大學出版社)。《三年的畜艾》改版為《龍鷹之旅：從哈佛回歸東海的認同與感悟（1966-1970）》)，有兩特色，有《再版序》，內有更詳細的1966-70的心理歷程和互動紀錄。有意思的意思是《附錄》中收2篇張陳素珍當年大力批評杜先生的文章。

陳文華學長談到杜維明寫日本版的序言：提到受其老師 Erik Erikson (1902-1994)之人類社會心理發展理論 (認同危機等等)之影響：Ph.D. thesis D 1968
The Quest of Self-Realization: A Study of Wang Yang-ming's Formative Years,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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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uweiming.net/wp-content/uploads/2010/12/bibliography-of-Tu-Weimings-work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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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維明著作系列”首推3部作品

2013年07月08日06:57 來源：文匯報  作者：吳越

　　本報訊 （記者吳越）北京大學出版社從2013年起陸續推出海外新儒家代表杜維明著作系列，囊括其20世紀60年代至21世紀數十年學術生涯中的重要學術著作和隨筆及文章結集。

　　第一批推出的作品是杜維明早年的3部學術隨筆，此次為內地首次推出單行本，分別是：

《龍鷹之旅：從哈佛回歸東海的認同與感悟（1966-1970）》。hc：這本書基本上是《三年的畜艾》的再版，特別之處在《再版序》、附錄中的陳張素珍的兩篇批評。

《邁進自由之門的儒家伯克利十年（1971-1981）》

和《現龍在田：康橋耕耘儒學論述的抉擇（1982-1985）》。hc：這本書基本上是聯經《西樵偶語》1989的再版。

通過這一時期的心得隨筆，可以了解杜維明學術奠基時期的心靈震蕩以及在學術起點對於中國文脈未來何去何從的思考。

　　據悉，杜維明先後求學於東海大學、哈佛大學，受教於牟宗三、徐復觀、帕森斯等中外著名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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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維明先生的作品十來部，中國可能出齊。我讀過好幾本，印象最深刻的還是:
《三年的畜艾》可能是杜維明第一本結集的著作 ，民1970 年初版，志文新潮叢書。其中宣洩了1960年代旅美求學的情懷，......書中談到殷海光先生....

書影和目錄請參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70110339804

池田大作＋杜維明＝對話

{ 対話の文明} 東京：第三文明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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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杜維明：為青年提供認知傳統文化的路徑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13-06-19 09:43　　責任編輯: 胡睿

[導讀]富強是手段，是為了人的平等，人的尊嚴，人的自由。但是，你現在要把所有的東西都變為富強，那你只有兩個條件：一個是經濟，一個是政治，所有文化的力量都消解掉了。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危險。 6月8日，杜維明在《龍鷹之旅》、《邁進“自由之門”的儒家》、《現龍在田》系列新書發佈會上與青年學生現場微博互動。 北京大學出版社供圖 杜維明 名片 杜維明，1940年生於昆明，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現任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美國人文科學院院士。先後求學于台灣東海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受教于牟宗三、徐復觀、帕森斯等中外著名學者，1981年起在哈佛大學任教，1996年擔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長期以來，致力於儒學第三期發展、詮釋中國文化、反思現代精神、倡導文明對話，在海內外享有很高的學術聲譽。 杜維明很忙。 收錄他早年隨筆的著作《龍鷹之旅》、《邁進“自由之門”的儒家》、《現龍在田》近日出版面世。已過古稀之年的他，忙著參加學術會議，舉辦講座，與青年們交流。 6月13日下午，在北京大學博雅塔下一處幽靜的辦公地點，身為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的杜維明接受本報採訪，從對青年的期望談到“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從國人送子女出國留學談到不同價值的互動，從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談到中國的富強之路。當然，也少不了他對大陸新儒家的認識和評價。 自我定義 “宣傳”和“活動家”都是貶義詞 新京報：為什麼退休後會選擇回到北京大學？ 杜維明：2010年，我決定離開哈佛到北大建立高等人文研究院，但實際上並沒有退休，仍是哈佛的研究教授及亞洲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我希望能開展文化中國的認同，文明對話的理論與實踐，世界倫理以及儒學第三期發展等研究論域。我也很想為北大本科生提供“會讀”《大學》和《中庸》和參加“文化中國人才班”的機會。 我雖然直接介入行政，但主要的工作是教學和研究。我們組織的學術活動很多，如演講、工作會、國際學術會議等。 我經過了古稀之年，有強烈的意願要進行“筆耕”的文化事業。北京大學出版社5月出版了三本反映我上個世紀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思路書，三聯書店準備在7月前陸續出版八本我在1989年出版的學術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意出版一本用繁體排印的學術論集。另外，我在一本討論“克己復禮為仁”的書中收有我回應何炳棣批評我詮釋方法的長文。我目前正在撰寫的是《21世紀的儒家》。值得一提的是，過去20多年我不斷地和英語世界的學術高人對話，包括了在社會理論、神學、宗教學、哲學、文化學和心理學造詣極高的思想家。我正在整理這些資料，準備以雙語版的形式刊行。我希望高研院能在北大發展有國際視野而且有創意的人文學研究。 我並沒有“宣傳”儒學的意願，更沒有向北大學生弘法或傳教的興趣。這一點我的立場很堅定。記得1986年把我應聘為中國文化書院的導師，湯一介院長在介紹詞裏説我在世界各地宣傳儒學,不僅是位學者而且是有影響力的“社會活動家”。據説這是很高的評價，但我嚴正地表示，對我而言，“宣傳”和“活動家”都是貶義詞，我的自我定義是思想家，具體地説是紮根儒家心性之學的哲學家。我想在文化中國地區之外，在英語世界、歐洲、東亞、東南亞、印度及俄羅斯我活動的領域都是哲學界(或廣義的思想界)。 冀望青年 沒念過《大學》就沒資格做北大人 新京報：學術之外，你對當下青年，包括北大的學生，會不會寄予期望？ 杜維明：我希望通過對儒家心學的理解和詮釋，能為北大學生提供一條認知中國傳統文化的思路，進而尚友千古，聽到孔子、子思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陸象山、王陽明、李退溪、劉宗周、王夫之和戴震的聲音。想起傅斯年在台灣大學校長任內規定《孟子》為全校各係必選的大一國文的教本，因此他有“沒有讀過《孟子》就沒有資格做臺大人”的名言。 我的野心沒有那麼大，我只是有一個心願，十年後，我們能説“沒有念過《大學》和《中庸》就沒有資格做北大人。” 新京報：説到青年，去年最有影響的言論，恐怕是錢理群先生所説的一句話，他説：“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批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 杜維明：錢理群是我敬重的公共性極強的知識人。讀他的文字，受益良多。據説他收有反映77級同學自我期許的雜誌的創刊號《我們這一代》。我特別欣賞他對北大百年校慶所作的批判力度到位的反思。他所説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我也心知其意。 當然，我希望北大的學子也能發展倫理智慧，崇尚神聖，不丟掉“赤子之心”，注重內容而不只苛求形式，培養“隔離的智慧”，保持批判的精神，走向“己立而立人，己達而達人”，為實現“真我”、“大我”而奮勉精進，走向完成自己事業和德業的康莊大道。 錢先生的憂慮，和我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剛剛重新刊行的《龍鷹之旅》中所體現的“憂患意識”有很多類似之處。我記得清清楚楚，80年代中期一批老三屆（當時多半是研究生）的“同道”憂心忡忡地狠批那時北大的年輕人：他們患了嚴重的政治冷感，群居終日，不接觸任何敏感話題，滿腦子是留美夢、跳舞、打麻將、吃喝玩樂而已。但沒想到，那批看來毫無政治敏感的北大人居然引起軒然大波。這是不爭的史實。 今天的年輕人所掌握的資訊量大，視野寬，經驗豐富。當然，市場經濟對大學生的衝擊甚大，即使投身文史哲的學生也常常通過雙學位的方式來加強自己的市場競爭力。 值得一提的是，因為全球化的關係，目前中國有數百萬家庭，他們的子女在美國、加拿大、歐洲和澳洲讀書。內地的大學生和香港、澳門及海外華人青年的互動非常頻繁，價值多元的傾向明顯，如何形成開放而且深具自我反思能力的認同是一大考驗。 出國留學 送子女到國外是文明對話 新京報：我記得你在北大演講時説，中國人把自己的子弟送到國外讀書，從文明對話的角度來説，並不是壞事。在你看來，送子女到國外，也是文明對話之一種？ 杜維明：現在中國有數百萬家庭，能夠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國外，以前是送去讀大學，現在很多送去讀中學了。我去倫敦政經學院，那裏有一千個中國留學生，其中大概有50個，中學就在英國唸書。現在官員、企業家的子女，出國讀書的越來越多。所以我覺得，中國文化的問題、儒學的問題，必須或者至少要在文化中國的範圍內來討論，不是只説中國大陸，還有散佈世界各個地方的海外華人，還有關切中國、領養了中國孤兒的外國人。 新京報：不過，父母並不是出於文明對話的目的。 杜維明：是這樣，應該從文化中國人才的培養，從文化中國各種不同價值之間的互動的角度來看。當然，送子女到國外，首先是一部分父母或子女自身的選擇，不可避免；另外，子女到了國外，有一些小團體，比如富二代的團體，可能連“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都談不上，是粗俗的利己主義者，這很不健康。但是，如果中國文化，包括我們談的這些問題，孩子有感觸，他希望學習、交流，這在發展文化中國的文化資源方面，就能發揮作用。 父母不是出於文明對話的目的，但他們可以分享其經驗、經歷。中國的父母送子女到國外，能夠犧牲自己的利益，絕不是一個利己主義者，也不希望將來孩子能有所回報，只是想他們過得更好或者更愉快些。孩子是受惠者。在這個大的背景中，有很多善緣，能夠産生它的力量。 現代轉化 中國現代化不能只走富強這條路 新京報：你5月底在北大演講的一個主題是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這一轉化過程中，有哪些甚為關鍵卻容易被人忽視的地方？ 杜維明：我們要把儒家看成是一種整合的、全面的人文思潮，它接觸面很廣。但是，對於儒家，我們也需要分別，在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有兩種儒家相互衝突，那就是被現實政治利用的儒家和希望通過道德理想來轉化現實政治的儒家。我們以前常常説中國有“儒法鬥爭”，我覺得並不是，主要是這兩種不同的儒家在“鬥爭”。 説到兩種儒家，有一個人們不太注意的情況，就是清朝政權的崩潰。有人認為，這是對純粹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儒家一個致命的打擊，但是這並不表示，中國人的文化認同和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完全和儒家沒有關係了。儒家仍然是中國人的文化認同，而在這個基礎上，怎樣重新建構出一個現代的政治制度，是一個最嚴肅的大問題。 要建構現代政治制度，應該重視“民本”，我感覺這是屬於民主的範疇。儒家一個基本的精神，就是要讓人民能夠安全，來維持生活，來追求富足，富足之後，可以培養他們的道德理性，所謂“富而好禮”。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創造條件，讓人能充分發揮自身的價值，而不是用道德説教，麻醉人民，要他們做順民。 新京報：那麼，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與中國現代化的轉變，有何內在關聯？ 杜維明：內在關聯……在我看來，中國的現代化不能只走富強這條路，因為富強的價值，是要為人的全面發展創造條件。所以富強是手段，是為了人的平等，人的尊嚴，人的自由。但是，你現在要把所有的東西都變為富強，那你只有兩個條件：一個是經濟，一個是政治，所有文化的力量都消解掉了。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危險。 新京報：這兩個轉變發生的時候，知識分子應該抱持什麼樣的心態，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杜維明：這個時候，知識分子應該發揮深刻的反思，要能夠寧靜致遠，甚至要出有深厚的文化意蘊的大思想家。你看，八年抗戰之時，中國沒有出現了不起的文學作品或者哲學思想，這跟當時完全要求富強的狂潮有極大關係。如果不是錢穆寫下《國史大綱》，梁漱溟講《中西文化及其哲學》，熊十力談《新唯識論》，如果沒有這些經典作品、人生智慧，那麼，現在文化轉化的時候，在建構國學的時候，就沒有什麼資源可以傳承下來，全被狂潮摧殘了。 新京報：有一個現象蠻有意思，中國很多學者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之後，最終還是回歸傳統文化，回到儒家文化上來。為什麼會這樣？ 杜維明：這個問題不談中國。從人類的文明來看，在它發展到最關鍵的時期，常常回到它的根源。所以，西方哲學家，像懷特海説，整個西方哲學就是為柏拉圖做注腳，那麼我們也可以説，儒家文化的發展就是為孔子、孟子所代表的原初的智慧做注腳。儒家文化是我們這個民族根源性的東西，是源頭活水。 這種回歸，還體現了另一種要求。在當下這個社會，我們要把數據和資訊分開，把資訊和知識分開，把知識和智慧分開，我們現在有太多的數據、資訊、知識，但是智慧不夠。所以，我們要回歸傳統文化，回歸原初的智慧。當然，這個智慧也有更新，有對話，是相當豐富的。 儒家研究 沒有儒家傳統，就沒有西方啟蒙 新京報：1994年，你接受訪問時説：“從某種角度看，大陸的新儒家研究無論從資料整理到研究的深度都達到很高的程度。”近20年過去，特別是你長住中國之後，對大陸儒家，是否有了新的認識和評價？ 杜維明：如果從文化中國的角度來看，有一個時期，1987年前後，新加坡的儒學研究最先進。那個時候，國內很多教授被邀請到新加坡去，可以説是“大開眼界”。中國大陸儒學的大討論，也是在1987年開始。那時不僅是新加坡，中國台灣、香港及其海外的儒學研究都比大陸強。 我在北京大學上儒家哲學的課，是1985年，到現在，快三十年了。這三十年的變化太大了，我覺得，現在儒學研究的真正動力在大陸，沒有任何其他地方可比。除了資料的蒐集、整理，研究的深度，最大的變化是研究者具有問題意識。 現在，研究儒學的主要問題有中華民族的走向，如何自我了解，怎樣文化認同，還有怎麼認識我們的歷史、政治等。具體來説，大陸有專門探討政治儒學的，有專門探討教育的，有專門探討修身、修煉的。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變化，1985年，來北大聽我講課的人，一些研究生告訴我説，我可以研究儒學，但不可能認同儒學。現在，認同儒學的人非常多，認為我的生命哲學就是儒學的人也越來越多。 上面説的是學界的變化，在儒家與世界其他文化思潮的對話、交流、競爭方面也很多。比如，儒家與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與康得哲學，都有深入的交流、往來。 新京報：這種對話、交流，可能是基於某種共通的東西。 杜維明：説到這裡，另外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説來可能會被認為是不符合歷史事實，其實並不是。簡單來説，就是：沒有儒家傳統，就沒有西方的啟蒙。有點聳人聽聞？西方啟蒙開始於十八世紀的法國，法國最重要的思想家是伏爾泰。北京大學教授孟華專門研究伏爾泰與儒家思想的關係，他發現，伏爾泰在每一次收割稻穀時有一個儀式，那收割來的第一批穀子要用來禮敬先聖先賢，伏爾泰禮敬的是孔子。伏爾泰認同孔子的程度到這個地步！(hc:可疑) 為什麼會這樣？很容易理解。十八世紀的思想家，讀由利瑪竇翻譯成拉丁文的四書五經。他們當時要尋找一個文明：沒有上帝，但是有自然秩序，又合情合理，而且政治、經濟的發展水準至少跟歐洲相提並論，甚至更好。於是找到了儒家。這一點，我們要做深入研究。以前，總覺得在歐洲流行的是所謂的“中國風尚”，那些絲綢啊、茶葉啊、瓷器啊，現在發現，這都是表面的，真正深刻的是儒學對他們的影響。 ■ 記者手記 在北大聽杜維明講座 兩個出家人進來後不久，講座開始了。 那是5月31日，杜維明在北京大學演講，主題是“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容納二百多人的教室爆滿，過道處也站滿了前來聽講的青年。 講學時，杜維明的聲調平穩如常，不用時下的新聞或者笑話，來取悅現場的觀眾，而是娓娓道來，把觀眾引向一個思考、求索的境地。這樣著重精神對話與交流的講座，竟有些求道、論道的古典氣質。 杜維明談到人們對過去患上了健忘症，對未來已失去直面的能力，只能活在當下，被生活綁架。他勉勵現場觀眾：“風聲雨聲讀書聲不一定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一定關心。”尤其，他認為，現代知識分子受到的衝擊和誘惑頗多，宜平心靜氣，寧靜致遠。 在杜維明的論説中，文化中國不只包括中國大陸，它有遼闊的思想疆域，散佈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社會。正因如此，他認為儒學有三期發展，第一期從山東曲阜到中原地區，第二期從中原傳到東亞。“儒學有沒有第三期發展？有，那就是從東亞走向世界。”但同時，他又對唐君毅先生在上世紀60年代寫下的文章《花果飄零與靈根再植》頗多感慨，甚而認為，“到了南韓，你會感受到故國之風。” 這或許正是杜維明孜孜不倦地寫作、演講、論道的一個緣由。在新近整理出版的《邁進“自由之門”的儒家》一書中，他提出：“在文化生命上做個‘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的中國人，才是由具體存在通向普遍價值的康莊大道：‘若問中國在哪？就在諸位的生命裏。我們每一個人，皆有資格代表中國，毫無慚愧。要説認同，即要先認同於自己個人心中之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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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第三屆校友杜維明博士於2010年9月的國際哲學研究院巴黎會議獲選為該院院士。國際哲學研究院（IIP，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是國際哲學界最高的學術組織，成立於1937年。1938年舉行第一次大會，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停止活動。戰後在1947、1949年曾舉行過兩次大會。自1955年來每年舉行一次大會，每次大會有一個主題，並出版學術著作。能成為國際哲學研究院委員院士的，都是世界頂級哲學家，如德國的Apel,　Gadamar, Habermas等；澳大利亞的Passmore；奧地利的Haller；美國的Marcus, Gibbard, Putnam, Searle；法國的Bachlard, Ricoeur, Fago-Laugeault；英國的Pears, Strawson, Wiggis...... "



杜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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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維明（1940年－）祖籍廣東南海，出生於雲南昆明，學者，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哈佛大學教授。1957年進入台灣東海大學，師事徐復觀，亦受牟宗三思想影響。1961年大學畢業，次年獲「哈佛－燕京獎學金」赴美國哈佛大學就讀，1968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1981年起任哈佛大學中國歷史和哲學教授，並曾擔任過該校宗教研究會主席、東亞語言和文明系主任。1988年成為美國人文、藝術及科學院院士。現任美國夏威夷東西文化交流中心主任。

杜維明早年受徐復觀、牟宗三等新儒家思想的影響，以後在美國又系統地研習過西方哲學，自述從1966年起，決心全力從事對儒家精神作長期的探索，並以此作為自己專業研究工作。他把儒學看成是「哲學的人類學」、「宗教哲學」，試圖從文化認同的意義上說明儒家傳統的歷史和價值。認為儒家思想的原初形式是環繞著孔子的仁學而展開的，這套思想具有成熟的道德理性、濃厚的人文關切和強烈的入世精神。孔子的 仁學屬於倫理學的範疇，其核心思想是探索如何做人的道理，仁學的興起象徵古代中國人文意識逐漸取代宗教神學而成為中華民族的主導思想。儒學具有「道統」、 「學統」和「政統」，是可以轉化社會政治和道德的精神源泉。他指出，應該區分「儒家傳統」和「儒教中國」，前者是一種涵蓋性很強的人文主義精神，具有歷久 長新的恆常價值；後者是以政治化的儒家倫理為主導思想的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封建遺毒；五四新文化運動批判的實際上是「儒教中國」，從對「儒家傳統」的發揚來說這種批判是有利的。他發揮牟宗三關於儒學發展的「三期說」理論，提出了「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認為從先秦到西漢是儒學發展的第一期，他用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的理論來說明這一期儒學出現和發展的原因；宋元明清是儒學發展的第二期，它的出現是針對佛教文化挑戰的「一個創造性的回應」，並用島田虔次的 說法指出這一期儒學是東亞文明的集中體現；而第三期儒學的發展，則是對西方文化挑戰的回應，認為儒學在二十一世紀是否還有生命力，主要取決於儒學是否能經 過紐約、巴黎、東京最後回到中國，儒學只有在這些文化中生根，才能以康莊的姿態回到中國，他的估計是有可能的。杜維明還認為，儒學要想在現時代得到真正的 發展，確立起新儒家哲學人類學，必須與西方對話，在超越層面上與基督教對話，在社會政治層面上與馬克思主義對話，在深度心理學層面上與弗洛依德主義對話，還須酌取現象學、解釋學的方法。
杜維明的著作主要有:《今日儒家倫理》、《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人性與自我修養》、《儒家思想：創造轉化的人格》、《新加坡的挑戰》等。
杜維明的妻子以前是郝若山(Rosanne Hall)，現在的妻子是艾蓓。





儒家傳統與文明對話 　叢書名稱： 人民‧聯盟文庫 　作　　者： (美) 杜維明 　出版單位： 人 民 　出版日期： 2010.01

內容簡介：
本 書是作者17篇文章(包括一篇訪談)的匯集，這些文章並非一時之作，所以在形式上也不是一 本有著系統構思的專著。但全書確實有著內在的關聯：通過啟蒙反思，消解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為全球化語境下的價值多元化和文化本土化提供理論的支持。通 過對全球化與本土化關係的反複申辯，既充分尊重多元化與本土化，又申明對全球化共同價值追求的必要，於是文明對話便成為必然。文明對話為全球化與本土化的 和諧互動保駕護航，也激勵了本土文化與傳統文明在面對各種全球性重大問題時作出積極的回應，儒家傳統的人文精神即可為這種回應提供豐富的價值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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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目錄：序：本土知識的全球意義
一 儒學與文明
(一)生態意識
(二)女性主義的感受性
(三)宗教多元論
(四)全球倫理
二 儒家人文精神與文明對話
三 人文精神與全球倫理
四文明的對話：中國的崛起對世界傳達的信息
五 全球化和文明對話
六 相互學習：社會發展的一項議程
七全球社群：探尋社會發展的精神資源
八 文明對話的脈絡：全球化與多樣性
(一)全球化與人類狀況
(二)多樣性和共同體
(三)共同價值
(四)智慧
九 匯集觀念的資源把握變動的世界
(一)所謂地球村的出現
(二)東方未實現的願望
(三)何謂現代？
(四)地方化的全球化
(五)召喚公共知識分子
(六)遭受圍攻的文科大學
(七)變動中的東亞
(八)資本主義種種
(九)朝向全球對話_
十邁向一種對話的文明：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宗教領袖
十一文明對話的成果之一：波士頓儒學評介
十二文明對話的成果之二：中國傳統中的回儒對話略說
十三作為“體證之愛”的仁道：全球倫理視野中“孝”的探索
十四 新儒學論域的開展
十五 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
(一)儒家的核心價值——仁、義、禮、智、信
(二)從時間、地域、層次解說儒家傳統
(三)儒家傳統的解構
(四)對儒學的批判
(五)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強勢的回應及新儒學的發展
十六 儒家人文精神與生態
十七 杜維明教授訪談錄
(一)邊緣批評：地方化與全球化
(二)關於俄國、印度和日本
(三)關於“東亞現代性”
(四)“現代化”“對話”和“超越西方”
(五)科學技術與社會資本
(六)儒學思想與啟蒙心態
編譯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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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文化中國的認知與關懷

作者: 杜維明 / 杜維明

副標題: 文化中國的認知與關懷

ISBN: 9789579628402

頁數: 75 定價: TWD$100

出版社: 稻鄉
出版年: 1999


簡介 · · · · · ·

　　本書內容係作者在東海大學第一屆吳德耀人文講座時以「文化中國的認知與關懷」為題之演講、與「思想、社會與環境變遷」座談會所發表的言論整理而成。
　　在「文化中國的認知與關懷」講演中，杜維明教授跳脫族群、地域、政治、經濟等狹隘的觀點，從文化交流的大角度來重新思考「中國人」的意義，而提出「文化中國」的概念。
　 　「文化中國」包括三個意義世界：第一個意義世界包括大陸、台灣、港澳和新加坡，也就是由中國人或華人所組成的社會。第二個意義世界包括散佈在世界各地的 華人社會。第三個意義世界是從廣義的文化角度來看，意指所有關切中國的國際人士，包括學術界、政治界、企業界和媒體，亦即在這些領域中的日本人、美國人、 法國人、韓國人、俄國人等等皆包括在內。
　　促進文化中國內三個意義世界的健康互動，不僅是少數知識份子的責任，也是每一個關切世界前途、人類 命運、亞太安危、乃至自己自身禍福的人都應該關... (展開全部) 　　本書內容係作者在東海大學第一屆吳德耀人文講座時以「文化中國的認知與關懷」為題之演講、與「思想、社會與環境變遷」座談會所發表的言論整理而成。
　　在「文化中國的認知與關懷」講演中，杜維明教授跳脫族群、地域、政治、經濟等狹隘的觀點，從文化交流的大角度來重新思考「中國人」的意義，而提出「文化中國」的概念。
　 　「文化中國」包括三個意義世界：第一個意義世界包括大陸、台灣、港澳和新加坡，也就是由中國人或華人所組成的社會。第二個意義世界包括散佈在世界各地的 華人社會。第三個意義世界是從廣義的文化角度來看，意指所有關切中國的國際人士，包括學術界、政治界、企業界和媒體，亦即在這些領域中的日本人、美國人、 法國人、韓國人、俄國人等等皆包括在內。
　　促進文化中國內三個意義世界的健康互動，不僅是少數知識份子的責任，也是每一個關切世界前途、人類命運、亞太安危、乃至自己自身禍福的人都應該關切的課題。　　
作者簡介 · · · · · ·


　 　杜維明，祖籍廣東南海，1940年出生於昆明，1961年畢業於台灣東海大學，1962年獲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後前往哈佛大學深造。在哈佛相繼取得碩 士、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1981年至今任教於哈佛大學。1988年，杜維明獲選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現任哈佛大學講 座教授，中央研究院文哲所顧問委員會主席，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成員，聯合國推動文明對話傑出人士小組成員，並自1996年出任燕京學社社長至今。

　 　作為國際漢學界和當代新儒家的代表，杜維明的研究以中國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為中心。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他由關注東亞經濟發展並引發文化思考，在“ 工業東亞與儒家倫理”、“儒家發展與現代化”等諸多著述中對儒家倫理與經濟倫理、企業倫理、行政管理及企業管理等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探討，並對儒家文化 在現代化中的作用，現代化的不同類型，多元的現代性等宏觀課題進行了理論性的開拓。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發表論文數百篇。他的思想廣為學 界所重視，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由於其傑出的貢獻，杜維明在2001和2002年分別榮獲第九屆國際Toegye研究獎和聯合國頒發的生態宗教獎等獎項。